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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0章（第1页）

同日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赞扬王明，他说：“在上海、天津、□□和唐山，尤其是在上海，在支部、基层组织、党员积极分子中、在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中，出现了广泛的运动，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克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戈卢别夫和其他许多中国同志，特别是几个月前刚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保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动力。”[342]

2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四中全会的经过”，以求得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正式批准和肯定。报告中两次点名表扬了王明，说：“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祥）、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343]

2月22、23、25、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到王明，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分成了两派，第一派当时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戈卢别夫、科穆纳尔、古德科夫、梅塔洛夫、涅夫斯基[344]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工会〉总委员会的几名工人，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两派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最初可以感觉到的只是下列几点：1戈卢别夫派要求在同“左”的立三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对此，罗章龙派宣称，现在谁提出右的危险的问题，谁就是在以此取消同立三主义的斗争。2第一派把同立三主义的斗争与转向实际和完成共产国际提出的所有任务联系在一起。第二派提出了与前一种情况类似的论点，认为谈论实际任务无非是企图抹杀和放弃同立三主义的斗争。3第一派反对大喊大叫的、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口号，反对对立三路线采取不正确的、派别的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方法。而第二派正是这样做的，它要求立即撤销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为了全面评述第二派，还应补充一点，何孟雄在同奥斯藤[345]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瓦日诺夫[346]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347]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实际上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斗争，而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因此，第一派把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旧领导的优秀部分）聚集和团结在自己周围，而第二派则把党内所有最坏的分子，其中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拉到一起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348]

2月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硬说“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部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共产国际“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349]

同月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说：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向忠发、周恩来等于1月9日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后“不过一周，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350]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王明从向忠发被捕前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时，明确地说：“向忠发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三人。向被捕后没有补新人参加常委。”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决定不再开常委会，轮流在三人住处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常作常委接头地点”，向忠发因为家里有个小老婆，“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去接头”。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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