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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8章（第1页）

他不顾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的事实，说维它即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只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并全盘否定维它及其领导的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说“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王明还说维它等人“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不但“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而且会“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244]

既然维它等人“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了，那该怎么办呢？王明在小册子的末尾，提出了八条所谓“救世良方”。主要精神是：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时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245]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会会……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246]

但有的学者认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把它说成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的实际的”，因为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左’的东西，都是来自共产国际”，“如有错误，也是苏共和斯大林的错误，不能把账完全算在王明身上”。[247]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着重分析了其理论基础。同时，点名批判了王明的宗派活动，指出他借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扩大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妥当的，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他说：“尤其是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柏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4个同志（即王明、秦邦宪等4人）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秦邦宪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柏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248]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回忆说：“十二月一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象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他们为什么很硬？后来才知道他们有米夫作后台。”[249]

12月2日米夫给共产国际写信说周恩来和瞿秋白“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莫斯克文[250]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251]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252]

12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批评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他说：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说：“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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