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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0章（第1页）

陈独秀转向托派以来与中共的八年对抗，以他的民族大义和主动行为，得以缓解。但中共反应，先是希望陈“回党”，[25]后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条件”，最后又诬其为“汉奸”，这使陈无比失望。

起初，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6年4月25日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的名称，并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释放政治犯时，也并未对狱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发生叶剑英帮助罗汉寻找托派狱中难友王文元的事情：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踪影全无。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朋友时，就请中共“八办”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大革命时期，叶、罗二人同受党的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叶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个监狱找了一圈，结果虽无着落，却留下一段佳话，使“顽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6]

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表示尊敬、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时评还注意到把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别动队的作用。”[27]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时，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28]

从以上《解放》的时评文章，到周恩来对罗汉谈话中，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中共视陈独秀等一派主张抗日的人为“钦犯被赦”。但是，陈独秀被捕后，一直在家乡从事陶瓷制作业、为人憨厚老实的罗汉，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办”帮助营救狱中托派朋友时，在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南京去武汉）的情况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议。叶剑英和博古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西北走一趟，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八办”林伯渠主任亲自接待，并电询中央的决定。相谈中，林说：“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允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29]

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电后，毛泽东认为中国托派不能与苏联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但前提是：“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0]张闻天也这样主张。于是，二人签署向南京和西安发出了中央决定，同意陈独秀等在以下三条件下合作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31]这并不是平等的“合作”。虽然在当时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苏共的附属党，能这样对待中国托派已属不易。而不少学者竟然把此解释成中央要陈“回党”的条件，并把陈独秀在南京“八办”的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和罗汉的西安之行说成是陈独秀等“要求回党”的表示，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合作抗日”与“要求回党”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陈独秀起初不知道罗汉的活动，知晓后，既不“予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32]显然是等待结果如何，再做表态。博古恐怕“三条件”会引起陈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得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33]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34]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他认为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于是他写了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让罗汉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对中共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的纲领“并无不合”，提议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后董必武果真亲自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因为已有中央三条件，自然无结果而散。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其中之一是笔者）成立陈独秀组，专门研究陈独秀后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并且联络安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些对陈独秀前期历史较有研究的学者，分工收集陈独秀一生各个时期的资料，准备分历史阶段编辑一部长达几百万字的《陈独秀研究资料》，以供社会上研究者用。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一位叫黄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陈独秀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于是就请他写了一份回忆录，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他陪同周恩来等人去狱中探望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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