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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7章（第1页）

这里所谈的情况在托派留下的档案中没有记录。但因为伊罗生是当事人，陈独秀当时又主张维持组织的团结，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新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是可信的。

伊罗生还把刘仁静的《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报告给了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东方部负责人sneeviet（荷兰托派领袖），又到挪威奥斯洛拜见托洛茨基本人，宣讲他的上述《备忘录》，以争取托氏对他、刘仁静和极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

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茨基读了伊罗生写的《备忘录》和他带来的刘仁静的《五年来的左派反对派》后，四次接见伊罗生，谈论中国托派内部的这场闹剧，特别谈陈独秀问题。根据伊罗生的笔录，有关内容如下。

“他（托氏）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对于刘仁静所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他觉得把问题说得太不辩证了，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例如他觉得必须把（混合组织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区别开来”；“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指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引者），那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他着重地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分开”，这恰恰是陈独秀在与刘仁静极左派争论时的观点。托氏立场鲜明地站到了陈独秀一边。

关于红军问题，“托氏只说：它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的一般的预言：如不得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则它的命运就会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商人与中、富农），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优势兵力所压服”。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一致的。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的争论，“（伊介绍）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东西’（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他接着说，在英法等国的发展中，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是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在中国，‘民主’时期极短，也许完全不存在。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不是说，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为一个东西’”，这个观点也是与陈独秀批判刘仁静的观点一致的。

最后，因这些争论，中国托派新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对此，托氏鲜明地表示：“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我想即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下去知道这些。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而“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54]

托洛茨基依然信任和倚重陈独秀。就在与伊罗生第三次谈话后，即8月10日，他给在上海的李福仁写了一封信，在陈独秀问题上再次强调上述意见，坚决防止再发生“开除”陈独秀的事件。首先，他不得不默认中国托派组织的变化，“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对两派“那些思想分歧”，“暂时不表示意见”，态度十分谨慎；而对陈独秀的态度却十分鲜明，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这里，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对两派争论的意见，最后甚至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说：“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还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55]

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和受屈辱的情况下，给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荣誉”。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一直继续到托洛茨基1940年去世。

托、陈二人这时在思想理论上来说，总体上依然是“左”倾的，即中国经过短暂的民主斗争，就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陈独秀后来的思想，超过了托洛茨基，即超越了教条主义而回归理性。

思想转变的滥觞

陈独秀被托派开除所以没有成为事实，主要是因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国托派从陈其昌时期的稳健保守（实际上是无所作为）型，转变为极左派新中央的激进型，急于布置各地组织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严重形势下开展革命宣传和扩大组织。为此，他们宣称“不应该像史大林派那样夸大，但亦不应该成为尾巴主义”。在六个月工作计划中，他们规定做八项工作：一是《火花》至少出六期，开展一次募捐运动。二是《校内生活》至少出四期，并制定新的《政治纲领》，重要原则问题，对过去作一个初步的结束。三是通俗小册子至少出三种（国民会议运动；过去革命教训；国际“左派反对派”十年斗争史）。四是上海党员至少应发展一倍。五是上海至少应发展三个群众团体，参加三个群众团体。六是派人整顿广东组织，恢复北平、青岛组织关系，准备全国代表大会。七是与国际通信，至少有两次。八是成立青年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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