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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2章（第1页）

[7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29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225页。

[73]《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13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第300页。

[74]《无产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

[75]据何之瑜《独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记述，该文件由陈独秀撰写，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册子的形式散发。

[76]独秀：《我们的争论之中心点》，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陈独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

[77]濮清泉（当时名濮德志）：《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

[78]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89页。

[79]笔者有幸收集到当时统一大会后散发的这五个议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迹还十分清楚。

[80]《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1]《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89页。

[82]电报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译文，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第355、356页。

[83]《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4]电报原件影印，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第356页。

[85]《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6]《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87]梁干乔由于来自共产党营垒，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他们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的内务工作。但此人的个人野心不改，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钳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对延安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破坏活动。

[88]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89]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90]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91]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2]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93]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94]曾猛：《关于〈火花〉的情况》，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95]《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96]《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97]当时是托派北方区委领导人，在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是代表托派一方与中共对立的代表作。

十五反蒋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第一人

托派统一后，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陈独秀领导托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顽强地为他们的“国民会议”——“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历史发生了意外的转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救国”成了当务之急，“民主”又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历史再一次让“救亡”压倒了“启蒙”。不是中国人民不懂或不要“民主”，也不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做“启蒙”工作，而是形势所使然。于是，善于捕捉形势变化的陈独秀立即调整斗争矛头，把抗日救国放到日程上来。

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个“调整”是很容易的。因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起初对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他们就很自然把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与反日救国斗争结合起来了。这样也很自然地把反独裁的“民主”与反侵略的“救国”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并在第二年的“一·二八”抗战中发展到高潮。在这个运动的鼓舞下，陈独秀兴奋异常，斗志昂扬，以为他们“等待”“期盼”的革命时期终于来到了，于是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积极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以发挥托派的政治影响。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或以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64篇之多。兹列其要者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9月24日，陈独秀立即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1]，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像历史上的五卅运动那样，建立反日联合战线，“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立刻自动组织各地方国民会议预备会，领导反日斗争和准备普选的全国国民会议之召集！”“反对屠杀农民和对日取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10月1日，陈独秀撰写《抗日救国与赤化》[2]一文，针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颜惠庆讲话，抨击国民党对于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批评资产阶级妄想的中间道路，鲜明地维护中共和托派以及苏联的“赤化”立场，指出：“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所乐为的，不乐为者只是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但是，文章又明显地表示出一种排斥中间派的“左”的倾向：“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爪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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