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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5章（第1页）

这次见面后，赵济和刘胤二人曾搬到尹宽的院子内同住了一个月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陈独秀来过三四次。彭述之、郑超麟、罗汉等人也来过，显然要争取他们加入托陈派。但是，赵济发现：陈独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没有更多的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为使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忙于个人的生活。从尹宽身上可以看出他忙于写作，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因此，“我和刘胤当时不想和‘无产者社’的人过分接近，也不想入他们的‘伙’”。再考虑到其他两派的状况，“我们也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势必会趋向统一，因为这些派别所抱的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以占一位置”。于是，就在1930年12月，联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战斗社。[24]

这种不断分裂的混战状况，充分表明了中国托派的先天不足和党派偏见的狭隘性，当然，从大的环境来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他们还能共同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这样一种革命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后来回忆时所评论的那样：“现在回忆起当时派别间的‘斗争’情形，只觉得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但若仔细想想，这也正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在运动初期的共通现象。个人与派别偏见，和革命思想的真诚差异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非常怪诞。崇高的与卑劣的动机往往会用同一方式表达出来；而各个人品质上的贤与不肖，当事情还只限于说话或文字之时，也总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转向反对派的动机说，已经是颇不一致了。有的，为了党内不易得志，企图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对派看作了向后退却的一块垫脚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对派的更左的名义，藉以掩饰自己的消极，使自己的脱党能心安理得……不过尽管有这许多卑鄙不纯的动机，我却还应该说，当时的最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都是由于真纯的革命动机，即由于真诚相信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比之于斯大林们所定的路线，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顾他们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愿全心全力地为反对派斗争。”[25]

当时陈独秀主持通过的《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对这一现象则从客观条件上进行了分析：“在整个共产国际分崩离析的状况下，左派反对派在各国都不能一开始就达到统一的组织，在中国更遇到特别困难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它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这次失败之严厉的打击，又使党的基础瓦解并处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大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对于反对派之极端无理的压迫……在这种种打击之下，中国左派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很难从一个成熟的政治派别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现有的各小组织都是在分散的状况中各自成立起来的。因为有各自成立的小组织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组织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讦，真正政治问题的讨论都难免别生枝节。”[26]

应该说，在这些反对派中，陈独秀是动机最真诚、最纯洁的一个。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这些中国托派小组织在互相倾轧的同时，又都向托洛茨基写信、寄材料，标榜自己，攻击异己。托洛茨基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把其视为自己理论的一块重要“试验地”。他对于来自中国的信件和材料，无不认真阅读，及时回复，只是当时邮路不畅，上海与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往来信函需要“共费三十五天工夫”。[27]我们从托洛茨基死后根据其遗嘱40年后（1980年1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私人档案里，发现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17封之多。

起先，托洛茨基听信刘仁静的片面之词，对吸收陈独秀加入托派组织，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刘仁静一方面反映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经倾向托派，批评“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但另一方面在革命性质问题上陈独秀仍有保留意见：认为下次革命总有一段时间（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不同意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陈主张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也与“无产阶级专政”不一样。对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给刘的信中，批评刘不应该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28]

这里的“r”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骨干，大革命时期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东方部部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等职，中国留学生多数是受他的影响而转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1930年恢复党籍。因此，他被托派视为变节者。但是，后来他又被苏共开除，并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党联盟案”中被镇压，死后恢复名誉。在这里，托洛茨基显然担心陈独秀成为拉狄克那样的“变节者”。刘仁静受此影响，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写了以上多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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