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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1章（第1页）

整理党务案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三

蒋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后，大喜过望，立即酝酿进一步打击共产党。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主义，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

此案当然也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这个史实，过去为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被长期埋没，1975年彭述之在批驳张国焘谎言时，才揭露出来；周恩来也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无意中作了旁证：党中央派彭述之来指导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41]

其实，当时鲍罗廷已经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并且在彭述之组织的中共“特别委员会”上申述了与在三二〇事件上对蒋让步一样的理由。彭述之能有什么办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办法，就是陈独秀党中央的“反蒋计划”和退出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外联盟，[42]不能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其三，即使他没有办法，亦不应把这次陈独秀党中央无权无法改变的莫斯科的让步，作为“罪恶”都扣在陈独秀一人身上！

蒋介石给莫斯科的交换条件是答应进一步打击他们最害怕的广东系右派，逮捕了吴铁城（公安局长），赶走了孙科（原广州市市长、孙中山之子，赴俄与共产国际接洽）和伍朝枢（广州市长，离粤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关监督及外交秘书职务，古应芬的内务部职务也将被撤销。而这些也是蒋介石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得意扬扬地向莫斯科汇报说，这样处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43]

这充分说明，苏联在这场交易中是如何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鲍罗廷手中又怎样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筹码的。

鲍罗廷又反过来再给蒋丰厚的回报，竭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蒋假意“惶愧力辞”时，鲍竟声言蒋若不就总司令一职，他自己就要辞去总顾问一职。[44]

就这样，通过这次交易，鲍、蒋二人的互相信任达到了别人无人替代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只有两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45]

综上所述，所谓陈独秀的三次“右倾机会主义让步”，都是联共、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让步，陈独秀中共中央曾经抵制，但是被否定了，进而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又不得不违心地服从。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组织部长）、林伯渠（农民部长）、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等，不得不全部辞职，而且紧接着应蒋的要求，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也全部退出了学校（从此，该校成为专门培养蒋介石嫡系将领的基地）。而蒋介石则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广州的党政军大权，为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彻底失败，种下了总根。

所以，陈独秀后来愤怒地指出：

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派远东局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46]

事后，连一位国际代表也承认：“整理党务案”“是在蒋介石直接施加压力情况下并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装示威之后通过的，不是根据同共产党人的协议，而是为了反对他们而通过的”。[47]

可是陈独秀没有想到，后来的联共和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恰恰把这三次让步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反扣在陈独秀一人头上，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冤案。

经过这次“整理党务案”事件后，陈独秀再次向国际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成党外联盟。他认为这时实行这种转变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并将其写进中共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本党与贵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实在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凡足以达此目的者，即为适当之方法，原不拘于形式。然当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现亦可适用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但是）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些人之疑虑猜忌，致使为反动派所乘，散乱革命之阵线，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变，祛除一般无谓之疑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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