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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9章（第1页）

三位年轻人并不知道，陈独秀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文革”中发生的一般的冤假错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倾史的沉淀物，更涉及中共头30～40年的主宰——联共党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大问题。所以，当时以忧国忧民、满怀激情做拨乱反正、推翻了许多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总书记，虽然对陈独秀案也给予了同情和关注，并专门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给这位年轻人去了长途电话，表示中央将对陈独秀功过重新评价，询问他们现在的生产状况及要求。[15]但是，当他们几次提出简单的要求时，却再也杳无音讯了。于是他们寻求社会的帮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吁。有一份材料转到了已过八旬的历史见证人郑超麟的手里，于是，郑超麟终于知道了这个隐藏在心中60多年的这个陈独秀“神秘情人”真相，并把记忆碎片黏合起来，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说：陈独秀这位医生女伴，看来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两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可是，这个小家庭持续时间也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动前不久（1927年二三月间），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边安慎坊今33号。“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6]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在北伐战争轰轰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时，陈独秀为策划并亲自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天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怎能让施芝英放心。即使陈独秀不能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说清自己每天的行踪。如果她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知道他干着“造反”“杀头”的最危险的事体，一个热爱生活而没有革命观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哪里知道，情况还不仅如此，这个多情的男子，乃是当局要缉拿的、报纸上天天形容为“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样，虽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踪，也令女方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南京出狱后到武汉，因在武汉接连发表抗日演讲，频频在媒体上露面。某日，陈虹找到陈独秀，自称是他的女儿。陈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从上海电影制片厂保存的陈虹档案中看到，陈虹自填出生于1921年，到施、陈同居时（1925年、1926年）已经是四五岁的女孩了。所以，陈独秀的说法是对的。但是，陈虹也没有错，因为施芝英领养她的那一年，也是施与陈的同居期，所以，陈虹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把陈独秀认作“养父”。因为陈独秀与施芝英相好的日子里，这个女孩还小，不懂事。以后十来年，陈独秀又是被国民党政府万金悬赏缉拿的“共匪首领”。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诉已经长大的陈虹关于陈独秀的事。现在，陈独秀成为经常见报的“大名人”，于是，施本人因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让陈虹来认这个“父亲”，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当年四五岁的陈虹，哪还会有陈独秀这位“养父”的印象。不过，对于陈独秀来说：既然当初那段恋情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认，况且又不是亲生骨肉，再加上自己还在“浪迹”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这个累赘。对此，当时武汉的反动报纸就很感兴趣，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陈独秀既然不认此事，报纸炒作一阵后，也就平息了。从此，无论是施芝英还是陈虹，再也没有来打扰陈独秀，只把那段思念埋藏在心底，将陈独秀的那张照片藏在施芝英照片背后，镶嵌在镜框里。施芝英的这点隐私，竟然瞒过了与她同床共枕几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见这“情”字了得！

可是，陈虹却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敬仰陈独秀这个名人而要求陈认她为“女儿”这件事，却给她后半生及其子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影响儿孙坎坷命运

说到陈独秀的儿孙，受到冲击最大的要算是女儿陈子美及其儿女、小儿子陈鹤年及其儿女，以及自称是陈独秀女儿的陈虹和她的儿女。

幼年时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女儿、有过三年美好生活回忆的陈子美，1925年因身为中共总书记的父亲的安全，不得不与母亲一起与父亲分离，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亲去世时，她才19岁，在杭州电信局工作。母亲过早地离开人世，父亲又不能联络，一下子把她抛进孤独的深渊，不久便与比她大10岁的男子有妇之夫张国祥结婚。张并没有告诉她已有妻室。婚后生了五个子女。在日本侵华的烽火中，他们转辗流亡上海、重庆，吃尽苦头，最后落脚在日本统治下的山东泰州。因生活困难，陈子美经常奔波于泰州、上海、南京之间，做小生意，时称“跑单帮”。这是一种不适宜女人干的很辛苦、很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在日伪军封锁各交通要道的环境中，等于是在刺刀下讨生活。她身上有陈独秀的遗传基因，胆大心细，活动能力很强，富于冒险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没有出事，后院却着起火来。在家的张国祥又寻新欢，一再欺骗和愚弄陈子美，她忍无可忍，毅然与张离婚，来到上海。出于母爱的本能，她本欲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但被张拒绝。到沪后，她继续靠跑单帮生活，后与一位叫李焕照的男子结婚。李比她小十岁，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两个儿子。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庆时学过妇产科技术，就当上了里弄里的“接生员”，因技术好、服务态度好，颇受各方赞扬。但是，好日子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灾难终于落到了陈独秀的后代身上。一向循规蹈矩过着平静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陈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挂上“大右派陈独秀的孝子贤孙”的牌子，游街示众，反复批斗，受尽折磨和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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