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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第1页）

出身书香门第“大世家”

关于陈独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学术界曾有过一些争论，主要是陈本人在1937年发表的《实庵自传》中说的一句话引起的。陈在自传中详论了科举制度在旧社会的重大作用后说：“我们这一家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

于是，不少学者（包括笔者以前的论著）在写陈出生在什么样人家时，都说他出生于“小户人家”。其实不然，陈说的是“本是个小户人家”，因为在科举为上的社会中，衡量一家是大还是小，唯一标准是在科举考试中是否得到功名。而他家在父亲辈以前，虽“十二世业儒”，却未得一个功名，所以是被绅士们“瞧不起的”。但陈出世以前，陈家这种“小户人家”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他的父亲陈衍中曾考中秀才，叔父陈衍庶（字昔凡，又名庶）在23岁时还中了举，之后就官运亨通，先考取誊录馆，议叙后补知县，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被山东巡抚张耀保举荐直隶州用。后调往盛京（即今沈阳）办理文案，又得将军裕禄赏识，奏留奉天（今辽宁），署奉天府军粮同知，历任怀德、柳河等地知县。据《怀宁县志》记载，他为官很有才干，以柳河署为例，“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转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以贷，行十余年无弊”。在一次赈灾放粮活动中，“一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

陈衍庶有很高深的文化修养，特别在书画方面造诣更深。著名画家黄宾虹把他与清末安徽的名画家放在一起，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独秀受了这种家族传统的影响，一生除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之外，在书画和文字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陈衍庶还是一个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在升官发财之后，他就开始收藏、经营书画古玩业，在沈阳、北京曾开设有古玩店。北京的店，就在中外著名的古玩街琉璃厂，店名“崇古斋”。所以，陈独秀出生时，陈家已经成为官宦世家。对这一点，凡是与陈交往很深的朋友，都了解。1942年，陈逝世后，郑超麟应陈的终身至交汪孟邹的提议撰写《陈传》。郑拟出的提纲中，根据陈的自传，有一句“陈出生于小户人家”，汪看后很不以为然。胡适明确说“他家是所谓大世家”。[5]章士钊说：“陈独秀，怀宁世家子，自幼读书有声。”[6]王森然说：陈“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误，应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资丰厚，为安徽怀宁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厂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华胄公子也”。[7]

陈家虽然“十二世业儒”，但在陈衍庶当官以前，由于家贫，都是自家人课授后辈。陈衍庶虽然比其兄陈衍中才小三岁，但从小却在其兄的教导下读书。据《江州义门陈氏宗谱》记载：“先是太恭人（即陈祖母劳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为虑，象五承母志，训诲季弟，无微不至。距太恭人丧不数年，昔凡举于乡矣，而象五之心始慰。”一个秀才哥哥教出一个举人弟弟（陈独秀也曾在其兄课读下考取秀才），可见手足情深。所以，陈独秀不满二周岁丧父后，立即立嗣给陈衍庶。独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实际上为陈衍庶所养育，特别是经济上。陈衍庶在东北为官期间，一度还把陈带在身边，曾教陈练过字，干过一些文案工作。陈后来一手好书法，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也许说陈家是“大世家”是指他家是巨富。1925年秋，陈领导的五卅运动进入尾声时，受到沉重打击的英国，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英国劳工运动左翼领袖勃劳顿尤其同情中国人民，来到上海访问，在拜见陈时问道：“国内外报纸尝载陈家拥巨资，确有其事乎！”陈幽默地指着隔壁一间屋子说：“吾之财产，全此乎矣。”而隔壁所藏却是党中央的文件。[8]其实，在陈独秀出生前后，陈家的经济状况有一个由穷到富又到破产的过程。陈家到陈独秀祖父、父亲这两代时，还很穷，《宗谱》上说，在他父亲青年时期，甚至穷到“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主要靠祖母做女红来维持。直到陈衍庶中举、当官后，才慢慢发达起来。所以，陈出生时，陈家可算是个小康之家。

后来，陈家果真成为大富，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时，陈衍庶正好在东北做官，战场正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当时战争双方都需要马匹等物资，一些商人便从蒙古一带贩运马匹等到战区，陈衍庶就乘机抽牲口税。这种特殊税收不入国库，而是收入他自己的腰包，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以后，他用这些钱置地、盖房、开店做生意。据统计，最盛时，陈家家产总计达6万元左右。其中有奉天彰武县的土地200亩；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余亩；奉天和北京的两家古玩店；安庆有两处房产：一处在四牌楼附近，10家铺面房，每月租金可收200元左右。一处在南水关，花园式自住用房19间，加出租平房8间。[9]所以，中国第一个为陈作传的王森然，说他家是“安徽怀宁大地主”，说陈幼年时是“华胄公子”。

但是，好景不长。1912年底，陈家就破产了。原来，1909年，陈衍庶辞职归乡时，曾到浙江探望老友、拜把子兄弟曾子固。此人乃是他的东北前任州知府，这时升任浙江巡抚。在他的撮合下，曾子固作为官保，陈衍庶以浙江益大公司的名义与上海怡德洋行签订了一项大豆交易合同：英方出定金沪银71280两，由陈以财产契约为抵押，在东北为英商代购3万吨大豆；而英商不得在东北自行收购大豆。陈以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却不知其做官可以，做生意不行，特别不是老奸巨猾的英商的对手。签约后不久，他与曾就发现，英商违约抢先在东北大量收购大豆，造成价格猛然上涨。陈若按约交售大豆，必大大亏损。于是，陈、曾二人按约向政府提出诉讼，取消合同，交还了那笔预付款。陈、曾官司赢了，然而，在办理除约退金手续时，英商与姚买办欺侮陈、曾不识外文，搞欺诈舞弊，使退金收据与原约不符。到1912年，耍无赖的英商竟然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反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勒令益大公司东人，将原付定银清还”。[10]查阅字据，陈、曾有口难辩。于是，陈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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