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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章（第1页）

王星拱的文章发表于1942年《世界学生》杂志第5期。当期和接下来的第6期曾连续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包括吴稚晖、顾颉刚、许德珩、王芸生、罗家伦在内的“五四运动”当事人与亲历者都参与其中。对此，罗志田先生曾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特别指出，无论这次《世界学生》的文章是受国民党“指示”而做，还是为了能使国民党接受对五四的纪念而做，都属于根据“当时需要”修改历史记忆的举措，并且除了顾颉刚外实际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立言。[96]相对来说，蔡元培一生党派意识皆较为淡漠，即便是在晚年与国民党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其也将行动基本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范围之内，甚至多次选择以辞职为抗议。可以说，蔡元培一生皆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相当的独立性，并不是完全为当权者的现实政治所左右。[97]而此时着意强调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国民党员身份，是在以现实的需要重塑过去的记忆。

1943年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时，《中央日报》的社论则通过对五四后蔡元培读书救国之论的重新解读，树立了一个治学兼救国“典型”的蔡元培形象。社论先是肯定了蔡元培“是政治革命者，是大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而且不忘提及蔡元培“是中国国民党的先进”，进而强调国民党“革命的主义”与新教育的关系。接着社论转入正题，从蔡元培五四之后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个“平易的告诫”谈起，告诫学生读书就是为了求知求真理，必然要做到“有思想有器识，用思想与器识去役使技能”，尤其强调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坚持读书的重要性。“读书”与“救国”可谓蔡元培生前“名言”，从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贯态度来看，尽管他将读书与救国并论，但相对来说更倾向于强调以学术救国。社论将蔡元培所提倡的教育概括为“自由教育”，教育方法是“求知与求真理”，并进而总结出蔡元培的“教育信条”是“真美善，教人家要救国要读书，读书不离开国家，将学与行合并为一”。“救国”与“读书”都是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且自五四之后一直被各方势力转述和利用。早在1935年，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就曾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现在有实行之必要》为题，在开展的“读书运动”中告诫各校学生要以读书为重，且不时以蔡元培作为读书求学的榜样。[98]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及其校长蔡元培在学界和青年之中的威望一时无人能及。国民党此番社论则是在现实境遇之下将蔡元培的“名言”加以引申，最后更是提出了纪念蔡元培就是要求全国青年“要从蔡先生的典型中去治学与救国”，“国家的责任落在全国的青年双肩上，全国青年应该永记蔡先生生前的诏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99]

到了1947年“五四”纪念日，蔡元培当年留书出走之时引用《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句，也被《中央日报》社论借该日纪念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社论认为，蔡元培当年是因为“忧虑此纯洁的爱国运动过度发展，将丧失其自发性”才决定辞职出走。而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特点是：“没有隐秘的阴谋，没有外来的操纵，只有纯洁的爱国热忱，只有坚强的真理信念。”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发自觉的精神”，五四运动才会“对于科学思想民主政治和国民革命有伟大的影响”。社论将蔡元培此引语解释为“学生运动激起了别人的同情，可是别人不负责任的鼓励和怂恿，甚至于操纵和利用，必予青年学生以重大的损害”，并进而明确指出中共是在“制造并利用学生运动”，正是蔡元培所说的“道旁儿”。社论甚至还指责共产党在学生群众中发展，就是利用“抑制青年的自发和自觉性”的办法，所以对青年学生提出告诫，要时刻“怀悟蔡先生‘杀君马者道旁儿’的警语”，“珍惜五四时代自发自觉的精神”。[100]

1948年“五四”纪念日，《中央日报》的社论还是旧话重提，再次强调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的“心理是极纯洁的，感情是极奔放的”，所以当时的学生才会“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争入监狱而不悔”。但是，学生是“纯洁易受尘污，感情容易用事”，蔡元培当时“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告诫，就是“要极力保持学运的纯洁性”。社论利用蔡元培所说的“极诚挚而深刻”的话，对青年学生做出要求：“一定要坚持学生运动的自发性与自主性，不陶醉于道旁杀马的欢呼，不迷惑于职业学生的骗局”，然后才能“维持五四的传统，开展文化运动的前途”。[101]

《中央日报》创刊之际就将自己定位为“国民党的喉舌”，要“发扬国民党的主义，解释国民党的政策，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102]。自蔡元培逝世之后，该报围绕着与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相关的纪念，勾勒出了一个国民党政治宣传需要的蔡元培形象。它为了强调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精神层面上的影响，而一再强调蔡元培的国民党党员身份，特别是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蔡元培对北大以及由北大而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缔造之功。蔡元培出长北大的那段经历，也因国民党着意的历史书写而呈现出另一种色彩。

三共产党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自蔡元培逝世之日起，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起和组织了一些系列悼念活动。194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蔡元培家属发出唁电表示慰问，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题写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9日，中共中央也发出唁电：“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为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103]3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短评，对蔡元培的评价与历史定位有了更详细的说明。短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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