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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星级饭店的门口有几个女孩子。她们在深夜像某种夜游的动物。她们的样子像女学生，她们的样子还像淑女。所有的人都愿意张扬自己的职业性，诗人喜欢自己像诗人，大款喜欢自己像大款。而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不，她们不是淑女，可是她们最热衷于把自己弄成淑女。她们穿着很干净的裙子，孤寂地行走在大厅门口。她们的目光与身体像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目光是凶猛的、捕猎的，而身体却又是懒散的、预备了被捕猎的。裙子很漂亮，不像裤子，中间有那样坚固的连接。裙子的中央地带宽广极了，容得下天下男人，容得下天下男人的全部器械。最关键的是，容得下想象力与暗示性。裤子是什么鸟东西？裤子平庸。裤子结构复杂。裤子在子夜时分缺少当代性与城市性。裤子绝对不能构成当代的城市之夜。

耿东亮口渴了。想喝点什么，许多酒吧通宵地开着，许多茶馆也是通宵地开着。它们在门口挂上了小灯笼：24小时营业，或全天候营业。然而耿东亮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会格外地感受到钱的伟大与钱的狰狞。耿东亮渴极了。没有钱夸张了他的口渴。反过来也一样，口渴夸张了他没钱的印象。

钱是甘泉呐！

耿东亮仰起了脸，天上没有甘泉，天上下雨了。昨天晚上酒鬼说过的，天要下雨，他的左腿酸疼得厉害。真的下雨了。酒鬼说，人在唱歌的时候通着天，其实，人身上的致命伤痕同样通着天。致命的伤痕都有一种先验的能力。真的下雨了。

耿东亮站在路灯底下，仰起头，张开了嘴。雨不算小，但是对于解渴来说，它又近似于无。大雨使夜的街道变得复杂起来了，天上地下全是灯，斑斑斓斓的，都不像现世了。像梦中的虹。

远处开过来一辆公交车，加长的，开得很慢。车身在摇晃，它在下半夜的雨中像一个赴死的绿林好汉。耿东亮爬上车，坐到后排去。车内并不拥挤，却很燠热，洋溢着汗臭与人体的馊味。但任何气味都不是永久的，你习惯了它，它就会自动消失。耿东亮利用三次靠站的机会把整个后排全占领了。他躺下来，拿两只拖鞋做了枕头。耿东亮困得厉害，却睡不进去。他开始想象自己的城市，一边想象一边体验着公交车的拐弯、爬坡、下坡。他成了故乡的游客，仔细详尽地体验着所有过程。每一个靠站他都可以下车，而每一个靠站和他又没有任何关系。耿东亮盼望着这辆公交车能向远方驶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也许会停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公交车的命运就是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路途，然后，开始转圈。

耿东亮长叹了一口气。他听着车顶上的雨声，睡着了。

耿东亮是被一个男人叫醒的。男人的嗓门很粗，他用膝盖推了推耿东亮的胯部，大声说，“喂！喂！”耿东亮很困难地睁开眼，高大的男人一手拽着扶手，一手执了饭盒，盯着他，一脸的不友善。窗外的天早就大亮了，公共汽车正迎来了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高峰。耿东亮坐起来，粗壮的男人紧贴着耿东亮坐下来，耿东亮感觉到他的身上热烘烘的气息。人越来越多，人多了售票员反而挤到人群之中喊票了。售票员瞟了一眼耿东亮，说：“买票了。”耿东亮只要把头侧过去，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售票员肯定会把他放过去的。但是耿东亮心虚，他眼怔怔地望着售票员，脸上居然变了颜色。售票员跨上来，为了保持平衡，她站成了丁字步。售票员说：“买没买票？”耿东亮老老实实地说：“没买。”售票员说：“补票，掏钱。”耿东亮像个学生似的站了起来，他的身上只有酒鬼的旧t恤与旧短裤，连一只口袋都没有。售票员说：“罚款十元，掏钱。”耿东亮看一眼四周，周围的人都一起看着他。耿东亮红了脸说：“我没带钱……”售票员立即就大起了嗓门，厉声说：“没钱你上车做什么？没钱你上车做什么？”售票员伸长了脖子对车前的驾驶员喊道：“停车！”车停下来，一车的人都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他。耿东亮个子高，颀长的身高这时候差不多就是灾难了。售票员说：“下车！你给我下车！——好意思，这么大的个子！”

耿东亮一脸的羞愧，他就带着一脸的羞愧走下了公交车，差不多是逃出了公交车。他站上马路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光着脚的。鞋还在车上，但公交车的车门已经关上了，似乎带了很大的怨气。售票员脑袋从窗口里伸出来，说：“好意思，这么大的个子！”

耿东亮光了双脚站在马路的边沿，狼狈极了。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受了这样的羞辱，他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人在身无分文的时候羞辱随时会找上你的。钱这东西就这样，你越是身无分文时钱的面孔就越是狰狞。要不怎么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呢。

饥渴、困顿、羞愧，一起袭上来了。

这个意外的夜晚验证了一条最朴素的真理：钱是有用的。它不可或缺。

城市的早晨带了一股水气，环卫工人把它拾掇干净了，洒水车洒上了水，城市干干净净，以一种袒露和开敞的姿态迎接人们对它的糟踏。耿东亮光着脚，像一个乞儿游荡在马路边沿。回家只是一个闪念，很快让耿东亮打发走了。耿东亮不是往前走，脚迈到哪儿他就算走到哪儿。

耿东亮走到民主南路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想见一见李建国。李建国总经理好歹是他的学兄，先向他预支一点零花钱总是不成问题的。身上必须先有钱，这个原则不可动摇。钱是城市的空气、阳光、水；在城市，没有钱你就是一只苍蝇、跳蚤或蟑螂。必须先有钱，这不是什么理论，它只是一种十分浅表的事实，迫在眉睫。

一辆宝马轿车停在了耿东亮的身边，没有刹车声，而车窗也无声无息地滑下来了。有人在车子里“喂”了一声。耿东亮没有留意，耿东亮再也料不到一辆漆黑锃亮的小轿车和他会有什么关系。但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手扶方向盘的女人。耿东亮认出来的时候脑袋里不由自主地“轰”了一下。是罗绮，总公司的董事长。罗绮没有开口，侧过身子打开了车门。“进来吧。”罗绮说。耿东亮愣在那里。不敢说不，又不敢贸然进去，就这么愣了四五秒钟。罗绮显然不耐烦了，摁了两声车喇叭。耿东亮慌里慌张地钻进了车子，车内的空调让他平空凛了那么一下。

宝马轿车显然停得不是地方，一位交警走到小汽车的左侧，立正，打了一个很帅气的敬礼。交警说：“你违章了，请您接受罚款。”罗绮没有看窗外，顺手就到皮包里去掏钱包，钱包里只是张信用卡和一些美钞。罗绮说：“记下我的车牌，一个小时之内我派人送过来。”罗绮把钱包摊到交警的面前，笑道：“你瞧，我只有美金，没钱。”

罗绮把汽车启动起来，开了十来分钟，停到中央商场的停车场，关掉发动机。罗绮抬起头，调整好右手上方的反光镜，耿东亮的一张脸便呈现在镜子的中央了。罗绮说：“打了一夜的牌吧？”耿东亮想了想，说：“没有。”“喝花酒了？”耿东亮说：“没有。”罗绮就那么微笑着打量耿东亮，发现他的脸部轮廓有些不对劲，颧骨那儿一律地全鼓出来了。罗绮回过头，认真地研究了耿东亮一回，知道是反光镜的凸面使他变形了，罗绮顺便把耿东亮的上下看了一个来回，说：“这哪里像我的干儿子？”罗绮说完这句话便下了车，走到中央商场门前自动取币机旁，分别用长城卡、牡丹卡和金穗卡取出一扎现金，自动取币机永远都是十分听话的样子，你只要摁几下，崭新的人民币就会侧着身子一张连着一张吐出来了。

罗绮一个人走进中央商场，十几分钟之后便出来了，手里提了一串的大包和小包。罗绮进车的时候耿东亮居然睡着了，歪着脑袋，一副不顾头不顾尾的样子。宝马轿车的避震系统真是太良好了，罗绮的右脚刚刚踩上去，车身便像水里的舢舨那样晃荡了起来。这一来耿东亮就醒了。他睁开眼，睁得很吃力。罗绮把手里的大包小包一起塞到后排去，说：“换上。”口气既像大姐又像母亲，有一种很慈爱的严厉。耿东亮从包里抽出t恤牛仔裤和皮鞋，看了几眼，都是很贵的名牌，一双眼就在反光镜的凸面上对了罗绮发愣。罗绮点上烟，顺手把反光镜侧过去了，这一来双方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外了。耿东亮磨蹭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要你的东西。”罗绮说：“我的公司从来都不许衣冠不整的人进去的。”

优秀的女人们眼睛都是尺，罗绮就更不例外。耿东亮换上衣服之后十分惊奇于衣服与鞋袜的尺寸，就像是量下来的。衣袜穿在身上，该离的地方离，该贴的地方贴，离和贴都是那样的有分有寸。这种切肤的好感受得力于罗绮的精确判断与精确选择。耿东亮料理完自己，罗绮回过头，说：“这才像我的干儿子。”罗绮把“我的”两个字咬得很重，慈爱和自负就全在里头了。罗绮把烟掐了，嘘出一口气，说：“上街玩去吧，干妈得挣钱去了。”耿东亮下了车，关上车门走到驾驶室的附近，罗绮按下自动门的车玻璃，递出一张名片，关照说：“我六点下班，你最好打个电话来谢谢我。”罗绮说完这句话玻璃又爬上来了，把她关闭得严严实实的。耿东亮站在原处，开始追忆昨夜与今天的上午，一切都是那样的虚幻，仿佛被编排好了。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它真实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接近于虚幻了，宛若在梦中游走。

罗绮迟到了近半个小时。没有人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考勤，然而，罗绮每天的上下班都是按点的、准时的。这是长期机关生涯给她带来的好习惯。罗绮走进办公室，先坐一坐，四周看看。过去在机关就是这样的。她在等第一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进来也就是她的开始。对罗绮来说，这里依旧是机关，然而，是自由的机关，是物化的机关，是市场化了的机关。

在机关干部最吃香的岁月，罗绮呆在机关，在商业老板最走红的年代，罗绮又成了商人。这个女人什么都没有落下。这是命。俗话不是这样说的吗，皇帝是假，福气是真。

罗绮的福气首先得益于这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市政建设的某一个侧面当然就是房地产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房地产开发。正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市经委的办公室主任罗绮女士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了。这个伟大的决策充分体现了市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具体举措。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等同于政府的商业活动，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能是什么？这不是中国特色又能是什么？

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成立与民主南路的开发联系在一起。民主南路与以民主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商业街平行，总长度不足一千米，地处本市二类地区与三类地区的交界处。两侧以散户居民为主，713为砖瓦平房。开发区的竞拍是在那一年的“金枫叶”恳谈会上进行的，中标的是一位华人外商。这位六十开外的外商对他的手下说，在国语中，人就是“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滋润了，就好运来了，就只剩下了最后的一锤子买卖。罗绮女士目睹了这一锤子买卖。代表中方举起“6”号小木牌的，是市经委的一位司机。这位大块头的年轻人最后一次举牌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得到暗示之后，就把小木牌放下了。价码抬得太高了把外商吓跑了怎么能“与国际接轨”呢？市电视台在当晚的《省城新闻》里播送了这则消息，六十开外的外商在电视屏幕上显得气宇轩昂。落槌之后他从荧屏的右侧走向了荧屏中央，微笑着与“各位领导”端起了人头马，干了杯，并合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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