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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第1页）

年5月运动有了某种联系。后来的情况我比较模糊了。我记得被一群学生朋友召到巴黎大学讲话，他们争论一个具体的问题：他们第二天应不应该搞一个示威活动?这同我毫无关系而我只能在一般水平上说说。一张纸条放在我讲话的桌上，&ldo;萨特，讲短一些。&rdo;这表明他们并不特别希望听我讲什么，而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可对他们说，我很长时间以来就不是学生了，而且也不是教师。我本来是没有什么资格的。但我还是说了一会，我上讲台时他们十分热烈地鼓掌，我下来时掌声就低落得多了，因为我说的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希望人们说：&ldo;由于这个理由或那个理由，应该有一个示威活动，它有必然实现的条件，等等。&rdo;后来我起了一些作用。1970年，《人民事业报》接连有两位主编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被关进监狱;我不认识毛主义者，他们头一天还在《人民事业报》上攻击我，却请我去主编这个报纸。

波伏瓦：那时这是&ldo;无产阶级左派&rdo;。

萨特：对，是一个自称彼埃尔&iddot;维克多的人领导的毛主义党。这是我的又一次自由行动;看到毛主义者对我并不怎么友好，我没有受到任何人强迫一定要同意这事。但一天上午，一个毛主义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来同我谈话，我答应他从这天开始我主编这个报纸。我同意当一个挂名的头头，因为我对他们的倾向和原则并不怎么了解。我没有实际当主编，他们也没有让我这样做。我只是把我的名义给了他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就同他们一起行动，给他们创造一点安宁的时间，不让他们作为一家报纸和一个团体而受到镇压。使事情弄得复杂一点的是，不久之后开始对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审判，我作为《人民事业报》的第三任主编要出庭作证，并表示我同他们的一致。这一天内政部作出镇压&ldo;无产阶级左派&rdo;的决议。这个党遭到取谛。同时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受到很重的判决。此后不久，盖斯玛也被起诉，他躲藏起来，但最后被发现并带去受审。我也为他作证。我不为自己担心，我没有被抓起来;他们认为我不是《人民事业报》的真正的主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实情，我同报上写的那些东西没有关系。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主编，这是就避免其他人当主编被逮捕而说的。我没有被捕，因为他们怕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样，《人民事业报》有了一条奇特的生命，它有某种合法性，因为它出版了而我是它的主编，同时它又是被查禁的。当发现谁卖《人民事业报》时，就会把他抓起来关上几星期。他们在印刷厂只搜查到很少的一点报纸，大部分报纸我们在这天以前都用卡车运走了，它们发送到各省和巴黎。我们采取了两次冒险行动，有一部分送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一部分在沓瓦森尼尔大道。我遭到警察的监视。这些行动使得我同在报社工作的毛主义者的关系亲密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对我谈话。我们见了一些面，维克多、盖斯玛和别的人同我讨论各种情况各种看法，最后，在这第一阶段虽然我没有成为真正的主编，我开始意识到可以在&ldo;无产阶级左派&rdo;的价值。我开始意识到&ldo;无产阶级左派&rdo;中发现一种战斗性的自由，一种在社会和政治水平上影响我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我看到有设想一种自由地进行战斗活动的战士的可能性，虽然这乍看起来是矛盾的。而这确实不同于跟一个战斗性的共产党员在一起的情况。虽然我从没有参加过&ldo;无产阶级左派&rdo;‐‐我说过，它被解散了，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我逐渐接近毛主义者的某些主张。我同他们的讨论，通常是单独同维克多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密切;我看到&ldo;无产阶级左派&rdo;可能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开始同编辑部成员谈论《人民事业报》和其中一些文章的情况，最后我自己主编了一两期，集中了各种投搞者，这些领导人反对我这样做;他们愿意看一看这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显然采取了毛主义者思想的一般倾向，但仅仅是就他们??吸引了我的地方而言。这样我搞了两期，然后我多少又退回来了，虽然我仍然在首页上保留着我的名字，而最后《人民事业报》终于停刊了。但毛主义的精神仍然存在，并且我把自己看成是它的一个代表，虽然毛主义这个名称再没有任何意义。我和维克多、加维在我们出版的《造反有理》中表达了我们的思想。我从1970年到1973

年在&ldo;无产阶级左派&rdo;中走过的历程就是这样的。波伏瓦：后来呢?有另一份报吧?萨特：有《解放报》!好像很自然地，我应该是《解放报》主编，这不是毛主义者的报纸，但这是由毛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左翼团体的代表共同创办的。我被邀请当主编，因为我是《人民事业报》的主编。我同意了，因为我想，这可能意味着真正进展到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左翼，一个极左翼的报纸，当每一个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可以完全明确地说出我们想说的东西。在这个报社中，我又有点像一个挂名主编。起初是因为主编的职责不明确。后来原因很简单：我病了，这妨碍我在《解放报》中真正起作用。现在我再不是主编了，我因病不得不辞去此职，但我还是新编委会的成员，这个编委会决定报纸的大政方针。你知道，我仍然十分疲弱;我既不能读又不能写‐‐我可以用某种方式写，但我看不清我写的东西。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让人们了解我的观点。这里的自由又总是根本的东西，是我选择的理由。而新的《解放报》在这个夏天改办了;我、维克多、加维和其他一些人研究了新的形式，现在新《解放报》几天内就要出版，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政治

波伏瓦：在这些谈话中看来你是以极大的热情谈到你同政治的关系。你在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中谈到它们，而你现在仍然渴望同我谈谈这个主题。为什么?你毕竟首先和主要是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

萨特：因为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种我无法避免的东西，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对许多事件有着政治反应，因此，在广义讲，一个政治家的状态，是一个被政治所激动、沉浸在政治中的人的状态，这是某种成为我的特性的东西。例如，有一段时间毛主义者把我和维克多的友谊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关系。

波伏瓦：毛主义者的观点不是一个普遍永恒的观点。后世人不会认为你是一个政治家，而会认为你在根本上是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认为你也有某些政治态度，正像别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你为什么对你的生活的政治尺度给予这样特别的重要意义?

萨特：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也许只是另一种政治态度‐‐而我终于面对着人类的某种政治命运，而且终于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从对政治不关心转变为持一种严格的政治态度，这体现了一种生活。它占用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革命民主联盟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同毛主义者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这构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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