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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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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最伟大的总统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待的时间远超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的总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在1824年美国总统竞选逼近之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三位人物却萦绕在亚当斯心头。第一位是麦克白，他“不怀好意的野心”让他得到了王冠却丢失了灵魂。第二位是哈姆雷特，对他来说，在阴暗时刻的死亡正是“求之不得的结局”。第三位是来自《理查二世》的博林布鲁克：“谁能抵挡火焰的炙热，仅凭脑中幻想着高加索的寒冰？”亚当斯竭尽全力，但他开始畏惧自己的希望。“对于那些对我们最好的事情，我们却知之甚少，”他在日记中写道，“竞选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便是我是否希冀成功。”然而，“我所面临的风险远高于联邦中的其他人”。

亚当斯想表达的是他对自己父母的亏欠。不到9岁的小亚当斯目睹了邦克山战役中的杀戮，母亲在战争期间悉心照料着他，父亲要求10多岁的他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还要能流利地讲法语。后来他自己又掌握了西班牙语、德语和荷兰语（但是一直没有选择俄语）。年仅26岁的亚当斯担任美国驻荷兰公使，30岁时就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36岁时成为美国议员，而且在担任议员期间他还兼任哈佛大学的修辞和演讲教授。离开俄国后，亚当斯参与了终结1812年英美战争的《根特条约》的谈判，担任美国驻英公使，并于1817年成为国务卿。他堪称截至当时最富影响力的国务卿。此时，麦迪逊和门罗已经迈向就任总统之路，而在家人殷切期许下的亚当斯，从童年开始就在为当总统做准备了。

不过，到1824年时，弗吉尼亚王朝和约翰·亚当斯时代的崇敬已经让位于喧嚣的玩世不恭。面对竞争残酷的报纸媒体、刚拿到选举权的选民和不断扩张的疆域，精英们显得力不从心。亚当斯认为绅士不应争夺，但倘若在总统选举中失败，“我过往的工作也将遭受国家的斥责”。此外，他那曾经担任过一届总统的父亲也在马萨诸塞州密切关注着他。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盛行的做法是寻求平衡低调行事，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亚当斯。

当美国后来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获得普选多数票而非选举团的多数票时，亚当斯火力全开。按照美国宪法要求，众议院需要判定选举结果。众议院中亨利·克莱（总统竞选时票数紧跟在亚当斯之后）的支持者加入了亚当斯的阵营，让亚当斯顺利当上总统。亚当斯后来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选举中是否真的存在交易并不重要：交易的影子萦绕于选举的每个角落，让杰克逊和他的追随者猛烈斥责其为“腐败的交易”。之后，亚当斯和克莱两人开始了历史学家肖恩·威伦兹所说的“毫无政治才智和想象力”的任期。

亚当斯的补救方法就是把军队开到莫斯科去。这当然只是个比喻，不是真的。1825年12月，亚当斯不顾内阁反对，向国会提交了他的第一份年度咨文。这份咨文所描述的抱负和实现抱负的能力之差别是拿破仑级别的。尽管能够运作的力量小到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察觉，但亚当斯想要的极多：一所国立大学、联邦投资修建公路和运河、统一度量衡、更为强大的海军和一所海军学院、推进全球商业，以及推进门罗主义的积极外交。因为自己痴迷天文学，他甚至要求建立一座国家天文台——美国版的欧洲“天空灯塔”。时人评论道，这位新任总统的想法不仅飘在云里，而且飞向群星了。

亚当斯坚持认为，忽视这些急迫的事项等同于“把我们所具有之天赋全部藏入泥土中”。因为“自由即力量”，并且“享有大量自由的国家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选民意志麻痹的”慵懒只能给国家“招来”“无尽的劣势”。亚当斯的言论也麻痹了他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执政一年未满，连任就已确定无望。

或许亚当斯希望通过放弃总统职位换回那些为了竞选而抛弃的原则。或许他一直在自我怀疑：自己的双亲将雄心壮志视为责任却鲜有令人安心的保证。或许他已落后于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政治是杰克逊式的放权而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集权。或许他走在时代之前：在更遥远的未来，美国内战需要复兴联邦制来取胜。或许他看到奴隶制将会导致内战，希望那邪恶的一天能够推迟到来：亚当斯明白《密苏里妥协案》的脆弱性，他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不敢直呼“奴隶制”这几个字。不论如何解释，亚当斯最终如同拿破仑1812年离开俄国那样于1829年卸任总统：他精疲力竭，失去了同盟的支持，因自己的错误判断而出局。

但亚当斯以拿破仑想象不到的方式重整旗鼓：他选择自降身份。亚当斯同意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任职，这位前总统只想在那里为公众服务。1831年，亚当斯轻而易举地成为众议员，并在以后的10年零6个月中专注于一件事：成千上万次地和同僚进行反对奴隶制的辩论。虽然在挑战众议院对此话题的禁言令时经常形单影只，但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亚当斯说，尽管美国宪法保护奴隶制，但是第一修正案也保证他的言论自由和“请愿权”。坚持不懈，逻辑缜密，目标坚定，亚当斯击败了对手。

接着，在1841年3月，74岁的亚当斯将美国最高法院确定为新的目标。亚当斯为“阿米斯塔德号”的囚犯辩护（“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非洲人因奴隶制而被卖到西班牙控制的古巴，被美国海军扣押，当时有同情心的律师申请将这些囚犯遣返）。在长达8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提醒在场的法官：《独立宣言》的副本就在墙上挂着，他们怎么能够不产生释放囚犯的想法？在道德、立法本意和《独立宣言》的感召之下，法庭出乎意料地同意释放囚犯。即使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国家也迟早会这么做。

纵观林肯之前的美国先驱，正是亚当斯将宪法置于《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框架之下。当然，亚当斯知道，当时的美国宪法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1

1848年2月21日，众议院在讨论如何犒劳最近参与了墨西哥战争的军官，即如何订立《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时，发现该问题已在当天一早转至参议院。条约将美国的领土从1845年战争开始前就已吞并的得克萨斯扩张至太平洋。尽管亚当斯早期有志于让美国国土横跨大洲，但如果他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反对这一提议。亚当斯认为当时的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将存有奴隶制的新领土纳入联邦会激起矛盾，但是众议院并没有就条约投票，亚当斯则于当天下午在众议院中风发作，两天后去世。伊利诺伊州首任国会议员、内战批评者亚伯拉罕·林肯可能在当时目睹了这次突发事件。

这正是患病的亚当斯所谓的自己“世界的完结”，但也是见识过开国元勋的最后一代的终结。1809年，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农舍，同年麦迪逊派亚当斯前往俄国。林肯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漠视让这个9岁的男孩和他12岁的姐姐忍饥挨饿、衣衫褴褛、发间生虱，而此时担任门罗国务卿的亚当斯则正在争取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虽然得到继母的救助，但面对认为接受一年学校教育便足够的父亲，林肯还是觉得需要远离，于是，从未听说过哈克·芬恩的少年林肯和朋友搭起一条小船，沿着密西西比河南下。当时是1828年，亚当斯还在总统任上。很多年后当被问起自己的教育经历时，林肯只写了一个词：“缺失”。

林肯的回答是对当时大部分美国人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使他与众不同呢？首先是相貌，林肯自己也说过，他相貌平平。身高1.93米的他几乎总是高人一头。他的双手很大，胳膊很长，裤子总是太短。他认为自己面相丑陋，发型桀骜不驯，动作笨拙，就像会随时撞翻什么东西似的，但是林肯似乎很少对自己的长相表示不满，而是以自我贬低的方式寻求庇护，小心保存着那骇人而又不常爆发出来的力量。林肯发现自己不能避开他人的关注，因此很早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备受欢迎。

所以，他打磨精进自己的表现力：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幽默信手拈来，纯熟且不重复。他的逸事尽管粗俗，但总是能如同那些摇摇谷坠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一样四处流转，而这些故事从来不乏目的：据说林肯能够“让猫也发笑”。然而，在这个面具之下却是对宿命论的坚信，似乎总有某件东西或者某个人在指引着他（或许并非上帝）。这可能是绝望童年的阴影，可能是安·拉特利奇的死（他曾希望娶她为妻），也可能是他与玛丽·托德婚后生活中的烦恼，或者是失去了4个孩子中的两个——谁知道呢？也许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复杂的人物角色，在他身上不仅能够看到麦克白、哈姆雷特、博林布鲁克，还有法斯塔夫、亨利五世、李尔王、波顿、普洛斯彼罗的影子，当然还能看以后来他的对手恺撒的影子。

林肯年轻时喜欢懒洋洋地躺在河边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条叫作桑加蒙河的河流在伊利诺伊州的新塞勒姆镇附近，林肯最初就住在这个小镇上。河流西岸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空地，东岸有房屋、道路和桥梁，还有法治、进取精神，以及无论起源的一切权利。林肯在这一片游走于两岸之间，却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岸：他试过造船、航运、测量、参军、铁轨分道、合作经营杂货店，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邮政局局长，但是他从未务农。最终，他进入法律行业，接着投身政治。

林肯自学法律和政治。他贪婪地阅读，记忆大量实用内容，并极为灵巧地学以致用。尽管没有得到很多帮助，但是他的演说技巧让他毫无阻碍地从法律界步入政坛。林肯在1832年州立法机构选举中落败，后来他又再次竞选，并于两年后获胜。之后，他便再无败绩。在杰克逊的第二任期间，政党已开始在全美组织起来。出于对克莱的尊重，林肯选择了辉格党而非民主党，因为克莱巧妙地将亚当斯“内部改进”的提议进行了包装。不过，这位年轻的立法人员的当务之急是把自己定居的斯普林菲尔德市定为伊利诺伊州的首府，以改进当地的面貌。1839年，这一目的达成，辉格党在184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林肯也得以寻求更大的机会。

林肯很明智的是，他没有一蹴而就。选举成功需要建立联邦，在伊利诺伊州，这意味着需要等待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林肯直到1846年才去寻求众议院中辉格党的提名。这也是林肯在当选众议员后承诺只停留一个任期的原因。他于1847年12月到达华盛顿，迫切想出人头地。所以，他要求波尔克详细说明一年半之前墨西哥人让美国人流血的“点”在哪里。假若如总统所声称的，战争始于自卫，那么到底是谁在保护自己？但是波尔克忽视了他，林肯也只收获了别名“点点”。这和林肯的秉性不符，他操之过急了，这个在过去曾经避免过的错误，在将来不会再犯。

1849年，林肯返回斯普林菲尔德市，因为在华盛顿他连土地办公室负责人这个职位也没捞到，所以只能离开。在国会时，除了在“点”上的询问外，他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林肯回去后看到自己的法律办公室脏乱不堪。他不在的时候，合伙人威廉·赫恩登尽管还在那里办公，但是他给选民送的种子早已撒在地上生根发芽。林肯40岁了，看起来离发芽的日子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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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林肯找到了人生目标，获得了方向指引，然后开启了新航程：如同在众议院的那位终老者一样，他的任务是提醒美国人，为了组成联邦，他们必须谨遵开国元勋的教诲，在艰难的位子上做出艰难的决定。他们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认为这是“必需的”，林肯在1854年时坚称：“而只要这个理由成立，他们就不会放手。”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此项制度的他们，一方面知道国家与此共生，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在某天能自行消失。所以，他们将奴隶制写进了美国宪法却又不明文提及，“就像病人把瘤或癌藏了起来，不敢一次切除，以免流血过多致死……这是我们的先辈所不能行更少却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然而，奴隶制并没有显示出要消失的迹象。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奴隶制带来了更多利益。35的国会代表权和选票保证了奴隶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那些从墨西哥赢来并成为美国新州的疆土，以或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将奴隶制带入这些地区的“1850年妥协案”已经远不及1820年的妥协案稳固，当然后者也从来不是坚如磐石的。即便在奴隶制不合法的地区，联邦法律也允许奴隶主抓回那些逃亡的奴隶。“7月4日还未完全被忘记，”林肯在1855年悲痛地写道，“起码这还是一个放烟花的好日子！！！”

在奴隶制问题上，那名试图浇灭怒火的人，反倒因为机关算尽，变成了最大的煽风点火者。伊利诺伊州的资深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是斯普林菲尔德市的一名律师，经常和林肯展开辩论。他虽然是民主党成员，但对经济发展有着和这名辉格党成员一样的热情。两者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能享受东部的创新和西部的机遇。作为第一步，两者都支持以伊利诺伊州为基地修建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并且都深知这一举措需要联邦资助、土地授予和军队保护。两者都希望那些期盼有自己道路的南方人获得补偿，但是这位林肯口中的“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只有他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

广袤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一带西接落基山脉，北临加拿大边界，为什么不在这里废除国会对奴隶制的所有限制，让居民自己决定这里的未来呢？“自决”一词可是被庄严地写入《独立宣言》之中的，只不过地形和气候注定奴隶制根本无法在这个新地区发展起来。道格拉斯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妙招，那就是由他提议并于1854年得到国会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然而，正如斯托夫人后来写道的，这一法案却引爆群情，将“红热的钉子”射向了“各个方向”。1820年和1850年的妥协案平衡了已知利益，而在一个政治焦虑到达极致的时刻，道格拉斯却在定居模式、选举结果和在不熟悉地区进行不确定移民等各个方面暗箱操作。正如林肯指出的，这其实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最糟糕的是道格拉斯所谓“人民主权”的信条挑战了开国元勋的遗产。

开国者将奴隶制视为必要之恶，因此需要在其消失前容忍其于有限范围内的存在。道格拉斯却宣称中立：假如新地区的居民想要奴隶制，那就给予他们，甚至可以不加期限。1854年10月，两人在斯普林菲尔德市的一次同台期间，性情一向温和的林肯已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这公开宣布的中立，不过是把对扩展奴隶制的真实狂热隐匿其中，我不得不说自己对其厌恶至极。我厌恶它是因为奴隶制自身的丑陋不公。我厌恶它是因为奴隶制让我们不再是共和制的世界典范，这让自由制度的敌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嘲讽我们是伪君子，也让真正的自由挚友怀疑我们的真诚。我尤其厌恶它是因为奴隶制使我们身边的众多好人公开与自由的最基本原则开战，他们批判《独立宣言》，坚称除了自我利益，再无正确的行动原则。注释标题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p.315.LincolnspokeatSpringfieldonOctober4andinPeoriaonOctober16，1854，withDouglaspresentonbothoccasions.OnlythePeoriaversionofthespeechwaspublished，however.Lehrman，LincolnatPeoria，providesthebestaccountofthespeech’sorigins，content，andimplications.

为什么道格拉斯或者其他人会关心林肯厌恶的事呢？自从国会任期结束后，林肯就消失在大众视野中，现在又傻大个一般吊着嗓子出现在大众面前对抗一名位高权重的议员。当时的道格拉斯，个子不高，但衣衫阔气，声音浑厚，桀骜不驯，人称“小巨人”，而他自己也喜欢被别人这么称呼。当时的林肯即便不算完全默默无闻，也确实还没有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3

伊利诺伊州的政治风气消除了这种实力上的不均。政客们光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是不够的：印刷的内容冗长，字太小，并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识字。但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公开宣讲，而且小城里的确没有其他事可做。于是，派律师和法官在全州审判案件的巡回法庭，变成了一场口才表演。当然，现在的户外政治集会也没有比当时进步多少，毕竟它们都需要观众呆站几个小时。正是因为这些辩论，道格拉斯大法官聪明反被聪明误，林肯一举成名。

林肯开始发言的时候慢条斯理，仿佛还在搜索想法和措辞，甚或是在寻找自己身体某个遥远的部分，但在热身完毕之后，他的姿态就变得自如，声音也开始到位，其论点更是给对手布下致命的陷阱。林肯的发言让记者痴迷不已，全然忘记了记录。和亚当斯一样，林肯也研究过欧几里得，尽管前者是在哈佛大学学习，后者全凭自学，但他们都从这位数学家那里获取了无尽的几何逻辑。下面这段内容就出自林肯之手，它可能是为斯普林菲尔德演讲准备的笔记。

假如甲能够最终证明他将乙作为奴隶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乙不以同样的论据证明他同样也能将甲作为奴隶？你说甲是白人，乙是黑人。如果是和肤色相关，那就是说肤色浅的人能奴役肤色深的人。请注意，按照这个规则，你会被肤色比你更浅的人奴役。如果你说和肤色无关，那就是说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越，因此有权力奴役他们？再次注意，按照这个规则，那些智商比你高的人就会奴役你。如你所说，这是一个和利益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把有权蓄奴视为自己的利益，很好，假如他也将有权蓄奴看作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也有权将你奴役。注释标题LincolnSpeechesandWritingsI，p.303.

后来，林肯又在这场演讲中引用了《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道格拉斯法官是否将奴隶看作人？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是什么？肯定不是猪，因为猪在国会中可没有35的代表权。如果奴隶是人的话，“人民主权”是不是保证他们也有自决的权利？那么，一个人怎么会自己选择去做奴隶呢？我们只见到有人逃离奴隶制寻求自由，却从未看到相反的情况。林肯温和地总结，道格拉斯的观点“即便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都不怎么站得住脚”。

但逻辑在手也得分清楚哪些仗可以打，哪些仗必须推迟。林肯克制自己，没有向美国宪法中奴隶制的部分开火，也没有将矛头指向“五分之三”条款或《逃奴追缉法案》，但他确实提到了杰斐逊。杰斐逊是奴隶主，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道格拉斯所在的民主党的创始人，同时也制定了禁止在后来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蓄奴的《西北法令》。林肯以杰斐逊为例询问：为什么不解除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地区的禁令？即便这样的发问也没有让林肯瞬时变成一个废奴主义者，因为如果在这时候这样自我标榜，是“非常愚蠢”的。

与正确的人为伍……与错误的人分道扬镳。和愿意恢复《密苏里妥协案》的废奴主义者站在一起，但如果他们试图废除《逃奴追缉法案》，我们就要提出反对……只要这样你就是正确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都要避免陷入危险的极端之中。

这一观点否认了奴隶制的道德中立性，将其拉回到开国元勋不情愿给予的合法性问题上，因此，和开国元勋一样，问题又回到了维系联邦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会让“全世界成千上万自由幸福的后继者站出来给予我们祝福”。

4

林肯将实用主义和原则、理性和热情、尊重国家历史和展望世界未来合二为一，这让道格拉斯倍感不安。这位参议员只愿区分差异，不愿探索两极。林肯恰恰相反，他从对立中获取力量，而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许多矛盾的结合体。这些对立让他变得更强，不论是从体力上、智力上还是道德上，而这些都是他的对手所没有的。在与林肯的辩论中，道格拉斯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信誉，而他们的每次对阵无不终于这个瘦高个的声名远扬和小巨人的衰落。到1858年，作为新的反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开始向道格拉斯的议员位置发起冲击，而小巨人的再次失算为林肯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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