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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世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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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世界

事实上，1588年英吉利海峡上发生的那些大事的确震耳欲聋，足以“撼动半个地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世纪凭借他们对船舶、航行、风浪的新理解，开拓并征服了海量浩瀚的新奇事物。“这个世界远远不够！”这是腓力二世面对他那些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以及已经建立起的帝国所说过的箴言，这句箴言贴切地描述了当时他们的境况：当时，亚欧大陆这个此前的帝国所适应的旧世界，已远不能满足腓力二世。那年夏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眼看着船队渐行渐远，人们坚信，在那片被称为美洲的大陆，天主教君主制将会经久不衰。

对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这样的基督教王国，上帝怎么能不站在他们这边呢？仅在1492年一年里，他们就将穆斯林和犹太人驱逐出境，并顺带着拓展了自己的疆土。在接下来的一年，它们与葡萄牙一起，通过教皇指令取得新领域的所有权。西班牙王国成立后，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征服墨西哥，并且用更少的时间征服了秘鲁，从而获得无尽的金银。他们用这些财富，在两块迥异的大陆上颁布了相同的政令，甚至要求建筑风格都必须保持一致。他们为当地不同的原住民设计出唯一一条通往灵魂救赎的道路。如此这般成就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自信心，他们还需要推测上帝的旨意，并照此行事。

在无敌舰队航行235年后，一位坚定的新教政治家，在一个世俗国家的新首都，为他的共和党政权起草了一份同样充满野心的宣言。该宣言称：“美洲大陆已经处在自由和独立中，并将继续维持，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当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3年将“门罗主义”拟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座右铭时，这个国家还没有掌握从“旧”主人手中获取“新世界”的手段，但它已经有了西班牙鼎盛阶段的那种自信心，而亚当斯认为这便足够了。

杰弗里·帕克认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打开了北欧国家入侵美洲并将其变为殖民地的大门，从而使美国建国成为可能”。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在1588年8月7日晚，在良好的风势、一位聪慧的海军上将和一场大火的助推下，历史就此被改写。如果腓力二世真的成功了，他将会要求伊丽莎白下令终止英国船舶继续驶向美洲。只可惜，从他的船长们切断锚索的那一刻开始，西班牙开启了缓慢的衰落过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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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敌舰队横行海上时，英国人刚刚开始进行海外扩张。对他们来说，“殖民地”这个词意味着爱尔兰，曾经踏足过的“纽芬兰岛”意味着鱼，“探索”则意味着成立合资公司。英国成立的第一家合资公司还被冠上一个牛气的名号“由商人冒险家组成的探索未知地域的神秘团体”。但该公司有点儿计划不周：在一个全球进入冰期的时代，它试图穿过哈得孙湾，绕过俄国北部，寻找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德雷克在1577—1580年的环球航行则标志着伊丽莎白探索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当时，西班牙统治加勒比海、墨西哥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已逾半个世纪。沃尔特·雷利爵士在罗阿诺克岛建立了英国人在北美地区的第一个殖民地，但其仅存于1584—1585年，之后便迅速陨落，没给英国人留一丝颜面。

伊丽莎白对西班牙在海外殖民活动中的领先状态丝毫不慌张。她选择由商人带着商船和移居者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让她的海军或者财政部门承担风险。她鼓励德雷克去吓唬西班牙人，但并不幻想单凭这种出击能保证英国的安全。伊丽莎白意识到腓力二世在微观管理上的不足，因此她试图让海外企业自给自足。只有确信他人也认为有利可图时，伊丽莎白才会对这种海外活动表现出兴趣，而且主要集中于商业领域（当然也不仅限于此）。因此，她为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立了一个模板：各殖民地之间缺乏共同目标，缺乏联系。这些殖民地零星分散在从马萨诸塞州到佐治亚州之间绵延数千英里的海岸线上，对于其中大部分地区，英国人只是稍加管理，甚至可以说是毫不上心。

到18世纪中叶，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地区人口已经达到英属美洲殖民地人口的6倍，而其控制的领土面积和积聚的财富则超出对方更多。兴起的大城市、耐用的道路和标准化的行事方式，使其甚至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无处不透露着管理者的用心。历史学家约翰·艾略特曾指出，一位来自墨西哥城的绅士造访2600英里之外的利马时，完全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一致的市政机构，相同的做礼拜方式。”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因为在那里，“不尽相同的风土人情、迥异的移民动机，以及各异的宗教信仰和行为方式，造就了于不同时期建立的、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下来的马赛克式零散社区”。想想年轻的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父亲）置身弗吉尼亚州的大种植园主之间时或面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主时，文化冲突之巨大，犹如他身处利马。

与罗马一样，西班牙对不同的地方实行统一管理。这可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否则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扩张。不过，这种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是统治根基不稳，稍有波折就可能会导致帝国倾覆。英格兰人势力扩张得更慢，但是更容易与当地融合，在北美地区尤其如此。在这种模式下，麻烦的出现往往会导致共和革命式的权力让渡，而不是帝国势力的立即崩溃。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场景将在世界各地上演，逐步摧毁各个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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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种松散甚至毫不用心的管理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果的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因地制宜。强权和专注看起来似乎能创造辉煌，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将所有的崎岖都夷平，就像薛西斯一世所做的那样或者是修高速公路一样。可是，你不能一直这样做，因为地球表面的不规则性反映了它的本质：大陆板块总是在移行、滑动、互相碰撞甚至覆盖。追求稳定性是导致毁灭的方式之一。只有保持弹性才能适应意外情况。

因此，反对一致性，尊重当地状况，甚至保持谨慎都成为一种正确的行事方式。伊丽莎白实践了这一点，她终身不婚，（在一定范围内）包容宗教差异，并且让一种语言发扬光大。每一种情况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因素，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反映出统治者的宏大设计。合资公司同样可以具有灵活性。“殖民统治初期，英国王室没有进行严密控制，”艾略特指出。

这给政府形式的演变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以使其最适合那些积极投身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定居的人（企业背后的金主和殖民者本身），当然他们必须在皇家宪章的框架内运作。

相较于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圣劳伦斯河畔、五大湖区、俄亥俄河以及密西西比河附近声索（却罕有人定居）的领土，英属美洲殖民地“就是一个社会，在这里，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更有可能自下而上逐步形成，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制建立”。这不仅使英属美洲殖民地有种大杂烩的感觉，更使其发展出一种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根据理论家的学说，对无法预料的事情的频繁反馈造就了系统的蓬勃发展（当然反馈也不需要太频繁）。人一旦控制了周边环境会容易产生自满情绪，当控制系统崩溃时，问题便会变得棘手，而控制系统迟早都会崩溃的。然而，持续的干扰会阻碍系统复原，因此天底下并没有什么永远康健之物。在自然界中，整合过程与分裂过程之间，即混沌的边缘，也存在着一种平衡，而适应，尤其是那种自发的秩序也往往在此时产生。新型的政治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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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同时生活在若干个混沌边缘：他们面对一片巨大但是可通航的海洋，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大陆，南部被西班牙占领，西部和北部被法国占领；在他们的故乡英国，伊丽莎白那些愚蠢的继任者在国内制造了混乱。伊丽莎白手腕极高，会用迷惑、恐吓、哄骗、顺从或无视等方式，避免与议会产生直接冲突。然而，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君主就不顾一切地投入自己无法取得胜利的战斗中。他们还模糊了已故女王对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区分，而此时的欧洲即将陷入由宗教引发的30年战争之中，英国统治者的行为无疑是在玩火。1642年，英格兰爆发了内战，个中缘由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搞清楚。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国内的暴力冲突成为人们移民的理由之一，与此同时，人们获得承诺，在美洲他们会拥有更多商业机会，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会被尊重，监管也会更加宽松。严峻的国内形势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共和制试验的失败，使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允许殖民地成为“马赛克式社区”。等到1660年查理二世轻松“复辟”之时，大西洋两岸的异质性早已确立。

查理二世“懒惰、漫长而淫荡”的统治于1685年终结，他脾气倔强的弟弟詹姆斯二世接任英国国王，而詹姆斯二世在其任期内继承了他哥哥的最后一种品性。作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开始使英格兰回归罗马天主教，并且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创造的中央集权模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随后殖民地也纷纷效仿。但是，三年后，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诞生使得天主教可能在英国延续，奥兰治亲王威廉（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荷兰丈夫，夫妻二人均为新教徒）跨越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发动了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入侵。詹姆斯二世的皇位被推翻，威廉和玛丽取而代之，英属美洲殖民地再一次成为弃儿。对于生活在那儿的英国移民者来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保了持续发展的过程抵制未来任何倒行逆施的行为。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1688年的“光荣使命”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便是：“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只能有一个，其余一切权力都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人民仍然拥有废除或修改立法的最高权力”。这种原则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如何分配呢？但正如现代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所指出的，这一矛盾恰恰奠定了英格兰在后斯图亚特时期的政治文化基础。

对乌托邦思想和狂热者持怀疑态度；相信常识和经验；尊重传统；倾向于逐渐改变；认为“妥协”是胜利，而不是背叛。这些皆源于皇家绝对主义和神圣共和主义的失败：这些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极高，但富有成效。注释标题Tombs，TheEnglishandTheirHistory，p.263.

这些思想散发着伊丽莎白式“气势”（马基雅维利所用的词），尽管女王陛下不会欢迎“宪政”君主制。然而，她会看到平衡对立面的好处：她每天都练习这种艺术。倘若知道她的继任者努力去调和对立面，她肯定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危险且愚蠢的。她懂得“政治园艺”：只要允许品种多样化，不要太过仔细地检查根茎，植物就能很好地生长。因此，她很可能会赞成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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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于1775年3月22日站出来，向英国议会解释英属美洲殖民地上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他称，“这些已脱胎换骨的人……尚未完全成熟”，但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强韧的勤勉”，而这种勤勉正是源于对英国的自由、本土的共和主义、多元化的信仰的传承。他们对奴隶制的依赖虽然令人不安，但是有利可图。识字率的普遍提升则让他们争讼好胜。而“隔在你们和他们之间的3000英里宽的海洋”则促使他们自力更生。除了“明智而有益的忽视”之外，他们这一切的成就“丝毫未得益于我们任何形式的关爱”。在他们的成就中，“我放下了所有对权力的骄傲，我此前对人类谋划能力的假设也被推翻……本着自由主义精神，我宽恕了一些事情”。

的确，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英属北美地区的政策实施中罕见“谋划”。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加上在弱化的君主制下独特的“政党”的崛起，留给野心勃勃的殖民计划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所剩无几。同时，不易被影响的北美地区的人们不肯轻易去尝试外来指令。“像大多数初到此处的年轻人一样，我以为自己能够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做出巨大改变，”一位殖民地州长在1737年写道，字里行间充满忏悔，“但对这里的人们有了些许了解，并且反思了故土的实际情况后，我意识到以前的想法是个彻底的错误。”

然而，这种松散的状况很难维持下去。殖民地的人口每25年便会翻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1年指出：在一个世纪里，“在大洋的这一边，英国人的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这意味着向西的领土扩张势在必行，但是，法国人与当地的印第安人结成盟友，将英国殖民者扩张的道路封锁。1754年，年轻的陆军上校乔治·华盛顿未能夺回英国边境堡垒，一场新的战争就此爆发。这场战争因为持续7年而为人所熟知，战火更是蔓延至欧洲、印度和公海。战争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法国于1759年将魁北克省拱手让给英国，之后更是完全退出了北美地界。

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看起来像是英美的胜利，但事实上它使获胜者分道扬镳。这场战争使统治阶层聚焦以下问题：国王乔治三世的部长们问道，战后殖民地的管理为何会再次失去重心？按照某种计算方法，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那些人缴税最少，难道他们不应该为自己获得的安全付出更多代价吗？虽然英国央行现在能提供资金支持，但英国人怎么可能无限期地积累债务呢？不应该有人管理阿巴拉契亚山两边的定居点，防止外来人口和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吗？如果不好好管理它，即使坐拥一个帝国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对于习惯不受干涉的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问题表明，政府即将对他们实施高压政策，而这种政策一旦得到实施，就很难撤销。他们先是感到困惑，然后是怨恨，随着1765年《印花税法案》的通过，他们开始进行抵抗。议会鞭长莫及，无计可施，只能选择妥协，并为了自己的利益于1766年颁布了《公告令》，保留了英国恢复曾经被废除的法案的权利。伯克尖锐地讽刺这种任意妄为的行径：“在你制定了一部法律之后，你必须再制定一部法律来保证实施，如此以往，陷入无休止的徒劳和无力之间。每一项大法案诞生的同时都必须有一项小法案跟随，就像是一个乡绅走到哪儿都提着自己的盔甲一样。”

洛克主张权力分散：人民必须服从政府，但政府也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不过，即便对于一个小岛国而言，要践行洛克的主张也如走钢丝一般。而当要跨越整个大洋时，这根钢丝更是如线般纤细，因为距离不但会阻碍反馈，还会煽动民众的反抗情绪。早在1769年，伯克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困难。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已经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已经发现我们想要镇压他们；我们已经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已经发现他们要揭竿而起。我们的严厉助长了他们的错误行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撤退。注释标题SpeechtoParliament，April19，1769，inibid.，p.231.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他人分担你的不满：“所有政府，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种美德、每一个谨小慎微的行动，都建立在妥协和讨价还价上。我们平衡不便；我们给予和接受；我们让渡一些权利，以便享受其他权利……但是，在所有的公平交易中，购买的东西都必须与支付的金额成正比。”伯克在其1775年的演讲中，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剥夺（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种自由，你便打破了维系帝国统一的唯一纽带，这个纽带最初就已存在，而且必须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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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传记作者戴维·布罗姆维奇在谈到乔治·格伦维尔（在《印花税法案》时期担任英国首相）的一次演讲时发现，这项争论进展到最后时人们已经完全不“记得它的初衷”了。格伦维尔试图表明，一个帝国的中心可以在限制周边地区的自由的同时赐予周边地区自由。伯里克利在他的“葬礼演说”中曾尝试表达类似的东西：他开头赞扬了雅典人对殖民地人民的尊重，但结束时又颂扬雅典人使用武力来控制殖民地人民。两者的问题都在于，在实现目标之前，他们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使购买的产品与付出的价格不成正比。

美国革命者有更长的记忆。自学生时期就沉浸于古典著作之中的他们，从希腊的民主政治和罗马的共和政治的失败中吸取了令人信服的直接教训。他们敬畏那些被认为是撒克逊人制定的普通法，这些法规在遭诺曼人篡夺后在《自由大宪章》中得以保留，遭斯图亚特王朝破坏后又于1688年被恢复，现在又因国王、议会和殖民当局的腐败而面临风险。他们的《独立宣言》强化了那些法规，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1776年的思想解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以及最有力量的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均在这一年出版。其中《常识》中声称，“认为这片大陆可以长期受任何外部权力的支配的想法是悖理的，是违反事物常规的，也是不合历代先例的”。

潘恩坚持认为，各种君主制的出现，与其功绩无关，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时间太久，已经超越了记忆的范畴。第一位国王或许只是“一群躁动不安的暴徒的首领”。当然征服者威廉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法国私生子带着武装匪徒登陆，并且在当地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英格兰王国，……这不是天赋神权”。如果天道尊重君主制，它就不会常常“把笨驴而不是雄狮给予人类，从而使这项制度成为笑柄”。“一个21岁的青年（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时是22岁）居然可以对数百万名比他年长、比他聪明的人说，我禁止你们的这项或那项法案成为法律。”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自罗马时代以来，共和制的规模一直较小，发生的概率也较低，但它们的表现尚佳。通过鼓励平等，共和制使人们减少了傲慢自大，从而减少了因骄傲而产生的健忘：在君主制政权进行毁灭性对抗的时代，荷兰和瑞士（均为共和制）却能够和平发展。随着殖民地宪章演变成代议机构，长期以来自食其力的美国已经自己演化为共和制。他们繁荣的贸易、黄金白银的匮乏可以“确保我们与整个欧洲的和平和友谊”，那么“同这个世界抗争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独立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它的架构不完整：13个拥有大陆野心的共和国怎么会在一起呢？在这一点上，潘恩不确定，但他所知道的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是我们的自然权利”，而且这种需求非常急迫。“自由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被驱逐的对象。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她逐出。欧洲把她当作异己分子，英格兰也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哦！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每次争论进行到最后时，已鲜有人记得争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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