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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墙（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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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长墙

从空中俯瞰，它就像是一根被啃噬得干干净净的大骨头，仿佛是北部奥林匹斯山上的某位神在酒足饭饱之后随手将其丢在了阿提卡南部。它的两端形似关节，一端位于岩石峭壁上，另一端则与水域相接。它的总长度约为6英里，但加上两端的隆起部分之后变为17英里。中间连接处长4英里，仿佛是细得不成比例的小腿骨：倘若将其直立，恐怕都支撑不了其自身的重量。然而，这不是建造它的目的，因为它是长墙，是围绕两个城市建造的最长的围墙。

长墙完工于公元前457年，连接了东北端的雅典和西南端的比雷埃夫斯。当时的雅典有大约20万居民，与之相比，比雷埃夫斯则显得地广人稀。比雷埃夫斯是雅典人的贸易港口，辐射整个地中海地区，也是雅典海军从事战舰建造、维修和提供补给的基地。23年之前，正是由这支海军组成的“木墙”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赢得了胜利。这场战役为雅典赢得了在希腊城邦中的霸主地位，而三年之后，当雅典往日的荣耀早已褪去时，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这座城市的建筑和公共空间中发现了“勃勃生机”，仿佛“在它们的构造中融入了某种永恒的精神和不朽的生命力”。重建后的雅典卫城，仍然残留着被希波战争的战火烧过的痕迹，从岩壁上俯视着雅典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城市经历的风风雨雨，时至今日，仍旧如此。

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两边相距约500英尺，这一宽度足以容纳人、牲畜、车辆、商品和财宝的双向流动，但又足够窄，可使防御变得可行。墙体很坚固（大约有10英尺厚，25英尺高），但奇怪的是，与其所要保护的城市之雅致相比，长墙未免显得格格不入。石块被笨拙地安放在灰浆之上，破损的石柱凸起，仿若坟墓的碎片残垣。对此，官方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使人们走过长墙时就能回想起薛西斯一世侵略雅典的历史。先祖遗迹提醒人们勿忘历史。

跨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万事俱备，只缺大战略：既然他的抱负就等同于他的能力，又何须费心使两者相称呢？只有在见识到陆地、海洋、天气、希腊人和希腊神谕的力量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给养稀缺是个问题。他相信自己在任何方面都坚不可摧，所以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一往无前。据估计，薛西斯一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超过900艘三层桨座战船和25万名士兵。

相比之下，希腊人则一心关注资源的稀缺。波斯帝国的疆域从爱琴海延伸到印度，而希腊只占据了一个崎岖不平的半岛，资源相对分散，权力不易集中。希腊城镇和城邦必须自卫，因为没有万王之王能够为它们提供保护。希腊各城邦之间虽然也有联盟，甚至建立了殖民地，但彼此之间的义务是模糊的，所谓的忠诚往往也不可靠。这导致希腊成为竞争的温床，因而也成为战略的温床。在薛西斯一世败走之后，希腊的两个城邦崛起。除了都要对症下药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外，这两个城邦存在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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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泉关战役中奋战到最后一个人的斯巴达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战士。他们据守伯罗奔尼撒半岛但并不从事农业劳动（稼穑之事留给奴隶来做），他们的战略是将自己的军队打造成希腊的雄武之师。他们心无旁骛，甚至没有为后世留下拿得出手的遗迹。作为职业战士，他们不断训练，只为应对偶尔的战争。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爆发，但斯巴达人拒绝出兵支援雅典，因为他们当时在庆祝卡尼亚节。但是，当被激怒时，正如面对薛西斯一世入侵时那样，斯巴达人会迸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兵败温泉关之后，雅典还是将其国土防御的重任委托给他们。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斯巴达人的防御行动失败之后，雅典人“拆毁自己的家园，逃上船只，成为海上民族”。

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一个海上民族了，他们的贸易网络从大西洋延伸到黑海。雅典人还变得非常富裕，他们从附属城邦攫取利润，收取保护金，同时在阿提卡的一角开采银矿。这为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力破波斯大军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塞米斯托克利斯心中有更长远的谋划，他不满足于只适合海上防御的“海上木墙”，他想在地面上建起宏伟壮观的长墙。通过建立起环绕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这两座城市仿佛形成了一座岛屿，可以免受陆上攻击，又能从海上供应所有必需品，并且能够随时部署像斯巴达军队一样强大的海军。

因此，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分别化身老虎和鲨鱼，在各自的领域中占据了无可摇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据常识判断，两者应当合作，因为来自波斯人的威胁仍然明显存在。而事实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完全无法理解。希腊人先是大大发展和完善了他们所拯救的文明，紧接着又亲手毁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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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战争双方分别为雅典及其同盟者和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持续时间为公元前431—前404年。与希波战争相同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被一位史学家记录下来。然而，修昔底德曾提醒读者，称他不会效仿希罗多德，他写的历史不会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来提升吸引力。他的这部著作可能会因“缺乏虚构的情节”而“不够引人入胜”，但他期望这本书能够提供普鲁塔克后来在雅典的遗迹中所发现的：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损的“永恒的遗产”。修昔底德写道，只要那些试图“通过认识过去更好地理解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即使不是过去的镜像，但同过去总是相似的）”的人认为他写的历史有所助益，那便足矣。

在修昔底德看来，过去和未来不能等同，就如同战略中的能力和目标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对于过去，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记忆。关于未来，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点是：未来根植于过去，却不同于过去。修昔底德对相似和镜像的区分（即穿越时间长河而流传下来的模式和经历时间的侵蚀而留存下来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弥补了这种不对称性，因为它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了解过去时（不管了解得多么不充分），过去才能为我们所用，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与之相似的是，能力会将目标限制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因此，只知道一件大事或只知道许多小事是不够的：修昔底德坚持认为相似必然会发生，可能发生在从刺猬到狐狸，再从狐狸到刺猬的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那么，修昔底德是狐狸还是刺猬呢？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如同问一名成功的运动员属于狐狸还是刺猬。修昔底德是“一流的智者”，能够在脑海中轻松地容纳对立的观念，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我们无数次见识了能够共存的对立观念。他不仅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且能够实现规模的灵活转换。我想，只有托尔斯泰可以与他相媲美，能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物中发现重要性。

那么，不妨说修昔底德是在教导他的读者。正如修昔底德在当代最伟大的阐释者唐纳德·卡根（他自己有时也是一位教练）曾提醒我们的：希腊人，尽管已经离我们非常久远，“他们的思想可能是我们已经遗忘的，也有可能是我们从未企及的；我们必须坦然接受的是，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们比我们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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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从未建造过城墙，他们相信只需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便可以阻挡敌人。在斯巴达人听说塞米斯托克利斯打算修建长墙后，他们试图说服雅典人，所有的希腊城邦都不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希腊人团结一致，同时在未来的入侵行动中突破波斯人的防御工事。但是，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人的真正目的是限制雅典海军的力量，经过萨拉米斯海战，雅典海军的实力可见一斑。倘若没有长墙，雅典及其港口将不堪一击，雅典海军的力量自然会被削弱。

雅典人在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建议下，装作欣然接受斯巴达人的提议，甚至将他送到斯巴达进行谈判。与此同时，雅典人开始了一项紧急造墙计划。男人、女人和孩子齐上阵，使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他们修建得如此匆忙，这就解释了为何墙壁是直接用毛石堆砌而就的。当斯巴达人疑惑为何谈判耗时如此之久时，塞米斯托克利斯声称，他在等待不知因何故而耽搁了行程的同事。最终，那些同事到了，但有关雅典人正在建造长墙的消息也同期被获悉。塞米斯托克利斯告诉疑虑重重的斯巴达人，如果担心的话，他们可以派人亲自去雅典看看。然后，他秘密指示雅典人扣留了前去察看的斯巴达人，直到长墙接近完工。

待一切就绪，塞米斯托克利斯撕掉了所有的伪装：他宣布，雅典现在已有足够坚固的围墙来保护其人民，未来任何的讨论都须承认，雅典人有权对事关自己和其他希腊人利益之事做出决断。对此，斯巴达人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愤怒情绪。但是，修昔底德指出，“他们的意图未能达成，私下里肯定备感恼恨”。尽管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这堵墙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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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前479—前478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约45年。修昔底德在此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在他的历史作品中并不常见。一场是历史上伟大的战争，另一场则是迟钝的斯巴达人与诡计迭出的雅典人之间发生的几乎可笑的冲突，修昔底德想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一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小事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一切并非已成定局。然而，要取得向前的进展，必须谨慎行事，因为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各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多重意义。

就拿修建长墙这件事情来说：是防御性行为还是进攻性行为？雅典人修建长墙的目的是确保其长墙内的“岛屿”的安全，他们将以此为基地，通过发展贸易和打造强大的海军，从而控制希腊周围的海域，甚至更为辽阔的区域。斯巴达人认为没有围墙反而更安全，这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拥有希腊最为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围墙，这种情况会继续维持下去。然而，这一点正是雅典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们需要修建长墙的原因。这里的分野从此再明确不过了。

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行为都是战略性的，因为他们都在试图协调目标与能力。双方都寻求安全，但路径不同，谁也不能同时成为老虎和鲨鱼。从理论上来说，双方合作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所有危险。然而，合作需要彼此间加深信任，而这种品质是所有希腊人的性格中最缺乏的。

在成功骗过了斯巴达人之后，塞米斯托克利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雅典，就如同当年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凯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受雅典民众欢迎。到了公元前470年，雅典公民大会（其对领导者的成就有多高的赞扬，对领导者本身就有多深的恐惧）对塞米斯托克利斯实施了陶片放逐，禁止他踏足雅典城邦。这个足智多谋、曾为雅典出谋划策使其战胜波斯的人，在适当的时候叛变到了波斯一方，并且花费余生为其服务。因此，不久之后惨遭暗杀的薛西斯一世，虽然以悲剧收尾，终究也算是报得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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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希腊便迎来了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是一名雅典贵族，是剧作《波斯人》的制作者之一。他优雅、谦逊，吸引了众多追随者，他是艺术赞助人、成就突出的军事指挥官、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精明的经济学家、具有不朽独创性的宪法理论家，他还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雅典，当时也是由他主持重建的。他作为雅典城邦甚至雅典帝国的领导者，执政时间长达20多年。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主要归因于伯里克利而非其他人，这场战争是他在试图构建一种能够支持其战略的文化时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斯巴达人不需要构建新的文化，因为在波斯人入侵希腊的战争中，斯巴达人的固有文化基本完好无损。然而，雅典人的文化遭遇毁灭性重创。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斯巴达人未参与此次战役）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斯巴达人参与了此次战役）中，雅典军队击败波斯大军，展示了自己的陆地作战能力。但是，塞米斯托克利斯修建长墙的计划则要求雅典放弃这一优势，因为他担心在陆地作战能力上，雅典永远无法与斯巴达军队争雄。到公元前5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一工程持赞同态度的伯里克利已经建成了环绕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自此之后，希腊参与的任何战争都要完全依赖海上作战。新战略是有道理的，但正如修昔底德所看到的那样，它彻底改变了雅典人。

传统上，雅典人的供给一直是由农民提供的。在和平时期，他们在田地和葡萄园里劳作，为这座城市提供日常所需，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则加入步兵和骑兵的行列。但是，长墙建成后，他们的土地随时有可能被牺牲，他们的影响力也因此减弱了。一旦斯巴达人入侵，他们将沦为难民，只能涌进长墙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庄稼和橄榄树被摧毁。伯里克利本人也拥有土地，他为展现决心，承诺会把自己的田地付之一炬。最后，他想当然地认为，斯巴达人终会放弃入侵，但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奴隶会发动叛乱，而不是之前作为雅典社会稳定剂的农民的功劳。与此同时，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外运营的船只将从海外属国获取物资以支持雅典，雅典海军将通过袭击斯巴达人未设防的海岸线，从而加速其撤离。

然而，维持商船队和海军是非常昂贵的。在陆地上作战时，一名雅典甲兵（即披挂重型甲胄的步兵）只需要一把剑、一个盾牌、一个头盔、一副轻便的盔甲，以及对其身旁战友的绝对信任，因为希腊的甲兵方阵进攻时是整体行进的：个人即兴行动一定会带来灾难。然而，打造一支海军需要港口设施、船只、船帆和一群桨手。那些桨手的工作环境往往非常恶劣，经常会泡在污秽的舱底积水中（三层桨座战船很少靠港补给），无法看到战斗的进展情况，如果战斗不顺利则要冒着被淹死的风险。对于这些人，要提供足够的激励，仅仅许诺他们宅院是不够的（大多数人从未得到过宅院），想要对其进行密集队形训练更是无从下手（在臭烘烘的、滑不留脚的船舱里，这么做也不现实）。

需要激励的远不止这些桨手。三层桨座战船是战舰，只有在海战中才能发挥作用。战船的建造者（无论是个体公民还是公共财政部门）几乎都不可能期望获利，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相对无形的利益。雅典人也不能强迫其殖民地为他们提供给养，要想获得粮食、牲畜和鱼类等，需要的是激励而不是强制命令。对于参与修建长墙的妇女和儿童，雅典也支付不起他们报酬，因此必须确保公民的家庭利益与城市的战略要求相吻合，要完成大事业就必须提供宏大的激励。必须有人能够向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展示，大家现在做出的牺牲将在以后收获累累硕果。伯里克利心中所想的激励方式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以神谕服众，而是向大家展示，这个已成为国家的城邦，即将发展成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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