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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权力的长臂（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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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权力的长臂

1964年8月的一个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笔者描述了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那个凄风冷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我认识他很久了。那天他就跟平时一样，神经紧绷——不停地走动、打电话……我在谈话中一提及某人，他便会立刻抓起听筒，联系那个人。他询问我对包括减税等很多问题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得先说清楚自己的预算要怎样使用。我们还讨论了外交事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林登·约翰逊只是想确认时局形势和政策的执行状况。他的提议不新颖也不独特。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的问题。相较于国内政策，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并不多。”

新任总统夫人说：“林登工作起来像是永远没有明天一样。”约翰逊引用自己最爱的《圣经》里的一段话来定义他的领导哲学，这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讲道论理。”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讨论时他喜欢“小设障碍”。实际上，为了说服别人和他“意见一致”，约翰逊很少以理服人，而是采取哀求、威吓或乞求的方式，所以他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勒索者。作为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他已经成为国会山历史上最精于权术的人；其政治手腕令人叹服。但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专断弄权”的名声不利于他在白宫的发展。埃里克·戈德曼称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利”。公众可能会赞同他的立法目的，但他达成目的的手段却另当别论。民意测验专家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投票给约翰逊的美国人中，其实有许多都对他有所怀疑。他们认为：他是个精明独断的人，必须时刻提防；他是个老辣的政客，毫无疑问，他有时候特别有用，但是并不完全可靠。他的大批崇拜者抗议，认为该说法不公。也许那些人的言辞有失偏颇，但这种怀疑也并不是毫无依据。1966年初，约翰逊故意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卷入程度的问题上误导国民；另外，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副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在他的任期内深陷丑闻。

然而，约翰逊自己并没做什么有损名誉的事，或者卑鄙的事。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他的身影。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彰显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游说议员，与美国的6个同盟国的首脑（“我的总理们，”他向一个记者解释道）会谈，解决美国与柬埔寨的争端（如果说暂时的话），他提出愿意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前提是俄国要销毁同等数量的TU–16战斗机，安排美国和苏联减少原子能原料的对外供应，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期间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务，并且，在1964年10月31日的演讲中展望“伟大社会”计划的前景等。总之，关于他的每件事都显得声势浩大。当他在国会联合会议上致辞结束走下讲台时，一位议员向他道贺。“是啊，”约翰逊说道，“我得到了80次掌声呢。”议员查询记录，竟证实了总统所言；原来他演讲时一直在数着掌声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都并排摆有3台电视机，方便他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台有42个键，他能让很多来电者同时在线等待和他单独对话，或者同时和所有人对话。他创造了用完169支笔签署3个议案的纪录。他喜欢开快车。在得克萨斯州，他曾载着4位女记者一边以令人心惊胆战的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开着车，一边为他们详细讲解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名乘客看时速表时倒吸一口冷气，于是总统便将自己的宽边帽摘下来盖在仪表盘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呼吁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在有关铁路罢工的电话会议中，一位工党领袖在被问及会议状况时说道：“林登的办公室墙角有面国旗。他举起旗子在室内奔跑。”他常把“我的军队”“我的政府”和“我的税收”挂在嘴边。为了不让别人忘记他是谁，他的袖扣上、靴子上、斜条纹夹克上，甚至是塑料水杯上都装饰有总统徽章。196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下令为自己制作了44英尺高的油画肖像，并把会议时间定在了他的生日8月27日的那个星期，这样他忠诚的党员们就能为他奉上最大的生日蛋糕了。同年11月，他倾尽全力想要在美国政治史上获得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他深夜进入一个新城市，会巡游四周，拿着扩音器大声号召：“各位，大家好！来开会吧！来听我讲演吧！”《纽约时报》的杰克·库德将他称为“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正将手伸入某人口袋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被美国总统握住了。

那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出了一个书单，列出出版史上最短的书。前三名是《意大利战争英雄》《波兰名人录》以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所著的《我犯的错》。很多认识总统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探寻自己的内心，因为他觉得那样不够安全。他的问题绝不是欠缺智商。埃里克·戈德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约翰逊的助手，他写道：“这么多年我常跟校内外智商一流的人打交道，我确信在我认识的人中再没有比林登·约翰逊更聪明的了。不过这聪明只针对智商而言，约翰逊思路清晰、敏捷、看问题透彻，还具有其独特的想象力和精细态度。”他的问题在于他深感自己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读的那所中学，即便以当地宽松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在一次深谈中，约翰逊曾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袒露：“不管我在外交事务上做出多大的功绩，都不会获得赞誉，因为我没念过哈佛。”这个观点十分荒谬，不过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对他的蔑视——没有更适合的词语，是20世纪60年代令人震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拉扯小猎犬的耳朵而取笑他，似乎这也算一件大事。校园里的学生别着的徽章上面写着“林登国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孩子”，“希特勒还活着——就在白宫”，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我们需要你，现在你在哪里？”他们赞赏《麦克伯德》注《麦克伯德》的名字通过套用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来影射约翰逊，此外约翰逊之妻也被称作伯德夫人。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编者注，该书将约翰逊刻画成刺客，而且趣味低下，比约翰逊的失言更糟糕；而且他们还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在对肯尼迪表示哀悼，有意忽视肯尼迪是因约翰逊能力强才选他做副总统的事实。白修德提过“政治玩笑像是从遥远的赫伯特·胡佛时代复苏了，反扑到约翰逊身上；总统和伯德夫人卧房内的笑话则颇具情色意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的私生活相差无几。”特勤局通报抨击总统的匿名信从之前的每月100封猛增到了1000封。

约翰逊的说话方式对挽回名声没有丝毫帮助。他抑制自己天生的亲和力和质朴，转而竭力表现出严肃和谦卑，结果从电视机里反映出来的全是虚情假意和故作清高。人们本能地意识到不管真实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的，眼前这个必定是不真实的。他无法抛弃南方政客的浮华作风，而这风格与国民习惯了的肯尼迪谨慎自持的风格大相径庭，因此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名字很贴切。处理完铁路罢工事件之后，他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朗读了来自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里斯特一个名叫凯茜·梅·贝克的7岁女孩的来信。“我的祖母住在纽约，”凯茜写道，“她要来看我，帮我做第一份圣餐。请确保铁路正常运营，这样她才能来见我。”总统说：“所以凯茜的祖母可以去见她了。”作为议员，这些事可能不会有人追究，但他是总统；不出24小时，全国上下都知道那封信是10天前写的。凯茜的祖母已经见过她，并见证了她享用圣餐的全过程，而且已回到纽约。约翰逊从来都不懂放弃这种策略的智慧。在随后的越南问题上，他这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莉兹·卡彭特是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忠实追随者，她写道：“当我想到林登·约翰逊时，我总能看到一只伸长的手臂拿起电话，抓起一捆文件、握手、拥抱、安抚、劝告，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旁人的场景。但他对人总是包容的，是的，总是包容的。”但包容不是对每个人，约翰逊将罗伯特·F·肯尼迪排除在外。两人对彼此都表现出最恶劣的一面。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厌恶的感情往往是强烈而非理性的，并且这两个人的相互仇视从达拉斯悲剧发生之前就开始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时曾反对他哥哥选用约翰逊作为副总统，而且约翰逊似乎也多次从根本上反对小肯尼迪的立场。约翰逊一派的人对他们的前任十分痛恨。莉兹·卡彭特希望她的总统能“从暗杀后痛失亲人的家族那儿听到公开表示慰问和鼓励的话……不过他从未提过，作为一名女性和党员，我意识到了这种沉默的危险……肯尼迪家族注视着生者，为死者祷告，但却没有安抚民众”。

无疑，人们对遇刺前总统的哀悼增加了约翰逊工作的难度，但这不仅限于肯尼迪家族。在暗杀发生后不久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目前一切都会是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记。”但他们没有遗忘。杂志只要发表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跟肯尼迪有关的书籍一经上市总是供不应求。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亲笔信件的价值甚至不亚于林肯的。经他亲笔签名的《英勇的人们》一本可卖到375美元。为了完成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权力过渡，总统助理在约翰逊视察时给民众分发两位总统的照片，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叫停；因为每有一个人要约翰逊的照片，就有10个人要肯尼迪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这惹怒了整个特勤处。不过约翰逊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始终活在一个故去之人的阴影里。

约翰逊一定常常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鲍勃和埃塞尔·肯尼迪到远东地区进行访问，各报头版都争相报道访问行程。特德·肯尼迪在空难中受伤，对这一意外事件的报道盖过了约翰逊对美军力量强大的宣告——美军陆海两军联合实力已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最夺人眼目的是杰奎琳·肯尼迪，即便是她最微不足道的言辞或露面都能让总统的讲话黯然无光。盖洛普测验显示，与美国素来的民意测验不同，现在的第一夫人只在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女人里排第二，她的前任仍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希望国民对她的崇拜能有所消减，然而事与愿违，光是她保持蓬松发型，坚持不戴帽子的习惯，就严重影响了女性帽业的发展，就像她丈夫对男性帽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的主教，肯尼迪的老朋友弗朗西斯·B·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表面上，无论哪一方面都富丽堂皇，但因为私底下道德缺失，不免会有白蚁蛀蚀其根基”。《华盛顿星报》评论道，塞尔“犀利的言辞恰当地总结了大部分选民的心声”。更让约翰逊难以承受的是那些怀疑他与前总统遇害有关联的恶毒言论。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委员会查实，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谋杀的，并没有同党，肯尼迪家族也尽力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攻击沃伦报告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在约翰逊执掌白宫的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甚至还会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指出，“出于对已故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请那些利用死者、借机牟利、投机倒把、恶意中伤的家伙们罢手的时候了，除非他们真能拿出点有力证据来，不过目前他们什么也没有。”不过这都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还在持续，并且此类攻击在英国广播公司付4万美元的高价给一个声誉不佳的评论家来拍摄两小时的影片，却什么都无以证明之时达到了顶峰。

白宫所说的“鲍勃问题”是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执政不到半年，华盛顿的人便都知道了前总统的弟弟正在建立一个流亡政府。该“政府”由从政府离职的新拓荒派人士和肯尼迪派人物组成。他们1964年开春在杰奎琳·肯尼迪位于乔治城的寓所会面，在她离开华盛顿后会议地址改到了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他们因对约翰逊共同的敌意而团结一致。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为达拉斯的悲剧负责，不过他们都认为小肯尼迪有权成为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然而他们脱离了现实，这两人根本不可能同舟共济。一次约翰逊总统较为温和地批评了鲍勃·肯尼迪：“那个所谓‘新贵’爬得太高太快了，他忽略了学习生活规则的过程，跳过了必要阶段。他不喜欢我，不过我更不认可他。”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说他是“没节育的流浪男孩”，支持“上帝在国家之前，但最重要的还是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将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椭圆办公室，告诉他，他不会成为自己的竞选伙伴。约翰逊称赞了小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说有朝一日如果由鲍勃来管理国家将会是件美事，不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约翰逊向他推荐政府机构中其他的岗位，并邀请他像帮他哥哥一样来辅助自己下一届的总统竞选，但是鲍勃拒绝了他的提议。对于肯尼迪今年无缘副总统竞选的消息应在何时何地宣布并未确定。肯尼迪离开时觉得这次会面是高度机密的。不过约翰逊明显不那么认为，隔天他在邀请三名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他情不自禁地发挥起自己精妙的模仿才能，在记者面前学起肯尼迪听到消息时的模样。总统说，得知此事后，鲍勃先是一言不发，深吸了口气。约翰逊边说边模仿起他吸气的样子。消息传到肯尼迪耳朵里，他怒不可遏。于是他当面质问总统，控诉他泄密。约翰逊则坚持说他从没把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直到鲍勃直言他撒谎，他才承认或许自己忘记了有过这段对话，他得看看记录和日历。

总统想让肯尼迪自己宣布将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让约翰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不想得罪肯尼迪国内的追随者们。另一方面，他认为他不能冒险让这问题一拖再拖；到大西洋城参加下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大都是肯尼迪的人，完全可以自行提名鲍勃参选。他的对策极其荒谬，不过确实是典型的约翰逊风格。7月30日，他宣布：“关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人选问题，我已决定，由我向大会推荐自己内阁中的任何成员或者在内阁长期工作的任何人员都是不合宜的。”他没给出原因。这种推辞根本说不通。他的这个举动，不仅打击了罗伯特·肯尼迪参选副总统的雄心，也夺走了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和奥维尔·弗里曼等人的希望。约翰逊说：“现在我的问题总算迎刃而解了。”鲍勃说：“不好意思，我还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伴支持我。”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诞生》一书中曾写过那个夏天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鱼雷艇在东京湾的袭击反应迅疾，达到了果断和精准的极致平衡。”在当时看来的确如此。不过随后，随着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蔓延整个国家，东京湾事件变得暧昧不清，令人费解，还被当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北越附近水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就是一份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主义力量的秘密行动计划。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民众也没听过，就连国会也没听过。国会事实上应对该行动负责，它负责批准该行动，也确实批准了，它将美国的亚洲战争规模进行了灾难性的升级。某种程度上，东京湾事件被意外地误解和歪曲了，但如果华盛顿的当权者们没有进行更深层的权力游戏，这些失误便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行动的主谋就是约翰逊总统。不过，他也可能受到了五角大楼中高级官员们的欺骗和利用。因此可以确定国会确实是受人操控转而支持战争行动的。

34A计划是于1963年12月，肯尼迪总统遇害一个月后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某次考察西贡的行程中，听到针对北越的秘密行动计划，他很认可。他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之后，他便向约翰逊总统报告了整个计划，约翰逊也热切地想了解。然而，34A计划的执行成效却令人失望。虽然南越游击队、伞兵和蛙人的进攻组织有序，但北越人民拥护河内政权，所以这些突击队每次都被背叛。策划34A计划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将主力部队调动去突袭共产党的海岸防线，进攻武器是南越的鱼雷艇。河内认为这不过是骚扰，并不构成威胁，但拦截到的无线电信息表明，被多次袭击的北越基地共产党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还击的呼声越来越高。

1964年7月30日星期六，约翰逊将司法部长肯尼迪和他的其他内阁成员从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中移除，也是在那天，南越鱼雷艇小队按照34A计划从岘港起航。美国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启程前往同一水域；其任务是通过挑衅诱使海岸防线守卫使用雷达装置，然后测出雷达位置——这和陆军测定敌军火炮位置再反击敌军将其一举歼灭是一样的军事原理。8月1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驶过迎面而来的鱼雷艇；对方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进入交战区，开始执行任务，对海岸上的雷达操纵员进行挑衅。那里的北越官员认为“马多克斯”号和鱼雷艇是执行同一任务的。这个假定美方相当清楚，因为美方一直通过无线电监听着三艘被遣去侦察驱逐舰的北越鱼雷艇的信息，还把这个情况向五角大楼进行了汇报。然而报告却被丢进了抽屉深处，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在五角大楼向白宫的汇报中，只提到三艘共产党的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在美方回击时，其中一艘被击沉。

在向公众发布的经过处理的版本报告中，美军声称驱逐舰当时是在距离海岸还有30英里的公海区域内正常航行，没有提及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及南越鱼雷艇。约翰逊总统下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执行任务，并派出第二艘驱逐舰“C·特纳·乔伊”号加入行动。这便是第二次东京湾事件的背景。8月4日晚间，事后据一个海军士兵形容，“那一夜比地狱中心还黑。”负责驱逐舰巡逻指挥的船长约翰·赫里克通过无线电发回信息称，根据截获的北越无线电信息，显然他们仍旧认为这些美国舰队的行动只是34A攻击计划的一部分。像之前的报告一样，这一信息再次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公众得知的情况却是，美国舰队第二次被无端侵犯，并且这次的冲突位置距离海岸有65英里。

从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来看，第二次袭击的证据极没有说服力。直到3年半之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才知晓事件的始末。令他们惊讶的是，参议员们随后发现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冲突。驱逐舰“特纳·乔伊”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光点，随即它就开火了。“马多克斯”号也开火了，虽然它的雷达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两艘舰艇都在迂回式前进。“马多克斯”号的船长注意到每当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就会报告说有鱼雷。如此三小时后，赫里克回复说：“回顾记录时发现所有上报的舰艇接触和鱼雷发射都有疑点。反常的天气状况和信号兵过于急切的情绪都可能是造成这么多报告失误的原因。‘马多克斯’号没有发现实际的目标。建议在下一步行动前进行全面实况评估。”实际上，北越鱼雷艇确实在附近——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击沉了其中两艘，但美国舰队分毫未损，究竟哪方首先开火实在可疑。第一份报告发回的14小时后，五角大楼仍旧向驱逐舰询问袭击中的目击者姓名、其可信度和北越军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等不及这些材料。在他的命令之下，战机已经从航母“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攻击目标是4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座油库。第二天一早，全美国都知道了35艘北越舰艇和90%的北越油库受损或被击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称：“原先针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袭击现在已发展成了在公海上对美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美方的反击是“有限和适度的”，“尽管其他人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知道，冲突蔓延的危险性。我们并不希望战争扩大。”

如果他在那年选举中面对的是其他对手，那他对这次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的反应可能会不同。在三周前，共和党在旧金山牛宫提名了巴里·戈德华特为本党候选人，他指责约翰逊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显得怯懦”。这让他的崇拜者起立欢呼，他说：“伟大的上帝建立起这个强大的国家是为了给勇敢者一个家园……而不是为了让它在共产主义的欺凌面前忍气吞声……是我们的失败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我们的失败污染了猪湾的耻辱之沙。我们的失败标志着老挝自由的逐渐死亡。我们的失败危害着越南森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粉碎戈德华特的这些言论。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披着国旗向国会要求由自己全权负责清剿北越海盗。为了这一目的，他召集国会的领导们到白宫，让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可以果断处理这类挑衅。他说他想要的，是联合决议，类似于国会曾经给予艾森豪威尔用于对抗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1957年中东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时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为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总统让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以及约翰逊的一位老友为通过决议的事情负责。富布赖特当时同意了，之后却懊悔不已。

1964年，冷战形势依旧紧张；国会没多少人主张对共产主义气焰保持温和态度。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是个例外。在第二次东京湾事件之后的夜里，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来电者听闻这位参议员将会反对总统的决议，便建议参议员到时候提两个问题。第一，他必须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因为里面记录的驱逐舰与海岸的实际距离要比民众所了解的小得多。第二，他必须要求了解舰艇被派出去要执行的任务，这任务绝对没有那么单纯。

第二天早上，莫尔斯研究了决议的措辞，得出结论，该决议是违反宪法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而这个决议却同意总统可以绕过国会在任何情况下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想用中国台湾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类似决议说服他。莫尔斯说，那些决议也是违反宪法的，而与约翰逊的事情比起来，他们要名正言顺得多。在那个危急关头必须得当机立断，但这次不同：越南的战争目前看不到尽头，这个不限时的许可证会让总统可以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间进行战争干预。而且莫尔斯认为决议的措辞相当笼统。他恳请富布赖特举办听证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只是突发事件。莫尔斯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其实是对的；但富布赖特已经决定让决议立即通过，还把这件事与参议员的爱国与否联系起来，让莫尔斯和唯一支持他的阿拉斯加议员埃内斯特·格里宁受到孤立。仅仅40分钟的讨论之后，决议就以414∶0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花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8个小时，但是如观察员之后的评论一样，“比参议院讨论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在当时，批评的言论寥寥。这一举动被视为在慕尼黑之后，政府不再姑息挑衅者，而是依赖集体安全的思路的合理延伸。这么看来，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现在去救援南越，那么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胡志明，或胡志明和毛泽东共同的威胁之时，他们也会来帮我们的忙。迪安·腊斯克坚称，不这么做会让美国陷入“致命危机”。之后这个言论引来诸多嘲笑，但在当时没有人质疑。腊斯克的立场其实是两党政治人物共同的立场；投票赞成决议的参议员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舍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以及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道：“美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虽然7月时美国58%的民众对约翰逊插手战争有不满情绪，但现在72%的人都表示同意。哈里斯写道：“单是这一举动，约翰逊就将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他最强的资本。”就连沃尔特·李普曼都表示支持，坚信总统对美国人民所说的，轰炸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底线，他绝不会派出军队。1964年，支持政府的人几乎占了美国大多数，大家都兴高采烈。很久以后，人们才想起莫尔斯的预言：

我坚信历史会记下我们犯的大错，因为这项决议，我们破坏并背离了美国宪法。正如我今天早些时候竭力说明的那样，我们实际上赋予了总统不宣而战的权力。我认为这会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8月7日决议通过的当天，约翰逊就签字履行了。8个月后，他笑着告诉来访者：“我只知道，美国的海军正在那边射击鲸鱼。”

1963年夏天，在多家报纸开设经济专栏的作家埃利奥特·詹韦曾思考过，如果黑人和白人发觉他们竞争同一职位，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他认为白人可能会憎恶民权运动，他将这一反应命名为“强势冲击”。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势冲击”有了政治意义，它特指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在总统初选期间得到种族主义者的支持。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5月5日赢得30%的选票）和马里兰州（5月19日获得43%的选票）展现了其影响力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者开始减少。他的声望受损似乎是因为大多数黑人仍旧对不公之事保持着逆来顺受的态度。7月份，华莱士退出了竞选。就在他退出之时，纽约的黑人却决定开始拒绝忍气吞声，他们以新的姿态创造着历史。所以，新闻头条上出现的消息又将引发更激烈的反应。

7月1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党内提名当天，曼哈顿的一名清洁工正在位于东76街215号的高级公寓外冲洗人行道，这个区域临近哈莱姆。当他看到3个黑人男孩在街边游荡，就冲动地把水管对准他们，此举很愚蠢。对这些男孩来说，水管让他们想起了“公牛”康纳尔和在伯明翰发生的事。他们异常愤怒，一边抓起垃圾桶盖当盾牌，一边用东西砸清洁工。清洁工被瓶子击中后撒腿就跑。其中一个男孩叫詹姆斯·鲍威尔，15岁，他拿着刀在后面追。这时候，刚下班的托马斯·吉利根警官正好路过，吉利根掏出手枪，要求鲍威尔放下刀。男孩不但没放下，反而刺向警官，向他的右臂猛砍过去。吉利根向空中开了一枪示警，接着又连开了几枪，结果打死了鲍威尔。

鲍威尔的死亡激怒了整个哈莱姆区的人。黑人们的愤怒郁积了3天。在第3天星期六的傍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人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受慷慨激昂的演讲者影响，激动的黑人民众涌向了附近的29警察分局，要求吉利根立刻辞职。当意识到他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时，暴动发生了，他们不停地朝警察扔瓶子和玻璃碎片。暴乱蔓延，持续了整整5个晚上。这边刚缓和下来不久，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那边又乱了起来，等到布鲁克林的暴乱平息下来，300英里以外的纽约罗切斯特又发生了暴动。8月2日星期日，泽西城也有黑人闹事。帕特森和伊丽莎白也紧随其后，接着是芝加哥郊区的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上百人受伤，近千人被逮捕。上千家店面被毁坏，总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万美元。

联邦调查局表示，这一系列暴动没有固定模式，是“对一切政府机构的盲目攻击，没有明确目的和目标”。报告还说：“虽然城市里的种族关系紧张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爆发出来的动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种族暴动’。”从本质上说，就是暴乱，它们缺乏一定的形式和内容。从20世纪初到1964年之前，在美国的不同种族间发生了33起大型冲突，而白人始终是冲突中挑衅的一方。

而今，情况颠倒了，主动权转移到了黑人手上。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些其他的共性。他们都发生在夏季，发生在贫民区，那里的贫民和其区域决策人之间缺乏互动，并且暴乱都是因为黑人和白人警察之间的敌意引起的。

“你们当心！”黑人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道。他比他的批评者们（无论黑人或白人）更精明。他所说的“黑人革命”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南方，与“中产阶级的要求”相关：涉及在公交车上和午餐店里入座、使用公共厕所、进入白人的学校等表明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北方。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将和第一部分完全不同。鲍威尔称它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这部分将是“艰辛”的。北方黑人一直享有南方黑人竭力争取的权利。他们关心的则是鲍威尔说的“谁拿钱的核心问题”。他们情绪躁动，并不理会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号召。他们的政治口号就是：“烧吧，孩子们，用火烧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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