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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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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号角的又一次召唤

1961年预示着未来10年的动荡。美国国内的动荡不安自1964年夏天开始出现，那时，距肯尼迪总统去世已有8个月了。人们后来认为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这场动荡主要应由他承担责任。增兵越南是他任职时进行的两个主要政治行动之一，第二个就是他制订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将人类送至月球的计划。肯尼迪的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空间探索，例如投入了560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后面的几届政府都无法创造性地采取措施，或采取有长远意义的策略处理震惊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席卷沃兹及哈勒姆黑人区。这些骚乱加上抗议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损害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损害程度是自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越南问题和太空问题都让肯尼迪操心不少。起初，他甚至可能挣扎在放弃边缘，想退出中南半岛。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曾说过，肯尼迪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撤出越南，在飞往得克萨斯州的最后一次旅程之前，他已发布命令，撤回首批1000名美国军事顾问。（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返回后，秘密撤销了这一命令。）其他迹象也表明肯尼迪想全身而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这一问题上并非一个友善的批评家，他认为肯尼迪已经下定决心，但“不想突然从中抽身，以防其政府内部出现不必要的分裂。这需要时间”。

空间探索又是另外一件事。肯尼迪对此没有开脱罪责的借口。无论是荣耀还是损失，这一决定的结果都必须归结于肯尼迪，每年的形势都在持续恶化，这有违他的初衷。1961年，太空竞赛不再与国家安全挂钩。矛盾的是，苏联拥有更大的火箭，但这恰巧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美国找到了一种设计氢弹头的方法，其体积和重量仅占之前氢弹头的一小部分，所以无须使用高能量航空器就能完成火箭发射。苏联科学家需要大量火箭助推器，并且是重量达到80万磅注1磅≈0.454千克。——编者注的助推器。因为他们的氢弹头仍是制作粗糙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在太空探测的早期阶段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把更重的卫星送入轨道，但也仅此而已。在后期，美国技术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白宫的人再清楚不过了，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普通民众并不知情。他们只看到苏联正向美国耀武扬威，这或多或少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向他们解释轨道上34的卫星是美国的毫无意义。即使向他们解释与苏联只发射了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相比，美国已发射了整套的“先锋”“发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还有“萨莫斯”、“蒂罗斯”（用于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声”（用于通信）等各式各样的卫星，也是白费唇舌。在公众眼中，苏联更引人注目。苏联是第一个进入轨道、第一个“光顾”月球并对其进行拍照的国家，也是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轨道，并将金星的信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回地球的国家。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将在载人宇宙航行上和美国科学家展开较量。他们已把狗送入了太空轨道，现在，他们首次把人送上了太空，这一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发射台那里准备发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曾试图在其注定要倒霉的飞行之前拍照留念。

这与美国的安全或科研都无关，而仅关乎脸面。有人尖刻地称之为“天体政治学”。以肯尼迪的精英主义作风，美国毫无疑问将奋起应对挑战。但是冷战与此事的关系也不容小觑。像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肯尼迪相信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每一场竞争都与他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美国人一想到苏联模式可能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更受推崇，便寝食难安。似乎这关乎人类自由的生死存亡。这从西奥多·索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伦森写道，对肯尼迪而言，新政府继承的“空间探索差距”是这个国家缺乏“首创性、机智及活力”的标志。

他（肯尼迪）深信美国还未完全抓住空间竞赛对全球政治及心理方面的影响。东西方正在竞争，力图说服举棋不定的新兴国家转向自己的阵营，以及告诉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他害怕苏联的巨大成就会帮助其建立不可超越的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会在科学上遥遥领先。

这样看来，美国拥有超级武器系统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看起来”并不占优势：“其他国家……认为苏联的空间技术领先意味着导弹技术的领先。无论这种假设是真是假，它都左右着冷战中这些国家的态度。”这只是异想天开，似乎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判定该转向哪里的根据是外层空间的最新消息。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暗示是，苏联发射火箭的繁荣情形若未受到挑战，那么美国的威信无疑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相比之下，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歇斯底里的暴动中捣毁美国城市中心区都没有这件事更令人受挫。

这并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幻想的改良版。索伦森在这一事例中很清楚地表示，肯尼迪并非像在越南问题上那样举棋不定：“总统比其他顾问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上屈居第二，甘于人后，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大相径庭的，也与‘新边疆开拓’的精神不一致”。像古巴问题一样，太空问题也变成肯尼迪1960年关心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曼哈顿的竞选演说中他曾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应对方案。本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抉择是基于其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等因素的。应重视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苏联如今已抢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还说：“他们（其他国家）看到苏联领先进入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次绕月飞行、首次绕日飞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日益强大而美国每况愈下。我认为是让我们来扭转这一看法的时候了。”在俄克拉何马城，在他当选的前5天，他曾疾呼：“我宁可只看落后的黑白电视，也一定要在火箭推动力上胜过他们。”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行动，扩散莫斯科盛传的谣言：苏联的火箭研究者们已将载人航空器送入太空并安全返航。虽然这一消息传播得太早，但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传来报道称，按计划该飞行将在当晚进行。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用其低缓的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来迎接新的一天了。随后，便广播了一个重大的宣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飞船已进入了绕地轨道。”为了紧跟动态，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跑出教室，店员们离开商店，工人们走出厂房，纷纷出来一探究竟。起初，大家鸦雀无声，异常震惊。在他们头顶上，有一位同胞正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穿越星际的事情太让人难以置信。

这位同胞名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是位27岁的空军少校，他被选为俄国的“航天第一人”。加加林于莫斯科时间早上9点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7分）起飞。那时，他的历史地位似乎要比实际的更高。世界上大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大众反响是否强烈。1938年奥森·韦尔斯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响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年的“想回家”暴动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支持布里克修正案也引发了大众关注。如今，不仅是俄国人，全世界的人对英雄都急切盼望，正在这时，苏联出现了加加林。在宇宙中航行了108个小时，其中89个小时是在轨道上运行，随后，他从距地188英里处从天而降，这成为他之后巨大的宣传资本。站在列宁墓旁，他受到了20发礼炮的鸣放致敬。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亦以他的名字命名。苏联艺术家着手设计印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苏联报纸都用红字印着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对其顶礼膜拜的苏联记者称其为“加加”。有人无比亢奋地描述道：“他炯炯的目光仿佛依然闪耀着太空的星光。”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将其与哥伦布相提并论。苏联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航员的谈话，他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话是：“在外层空间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党和祖国”，还有“在返回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大地所得到，祖国大地心知晓》这首歌”。

美国人气得咬牙切齿。“肯尼迪可能因此在1964年竞选中失利。”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等着苏联送上去3个人、6个人，之后再送上一座实验室，等着他们联合起来，送回一批太空拍摄纽约的照片给我们看。”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怨气冲天的宇航员告诉记者：“我们原本能发射载人飞船的。若两年前高层就下达命令，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能发射了。”那天下午4点，面对国务院新礼堂里的大批记者，肯尼迪回答了人们的提问。有人问他：“总统阁下，今天有议员称他对美国在航天领域总是屈居苏联之后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想他传达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在这一领域，美国追上甚至超过苏联的前景如何呢？”肯尼迪并未正面作答，他说：“尽管有些人痛恨这种现状，但是我比你们更加痛恨。事实是这的确需要时间（来赶上苏联）。我希望，像美国在其他能勇争第一的领域奋力拼搏一样，美国同样能在为人类带来更长远利益的领域里领先。但美国的确处于劣势。”专栏作家休·赛迪评论道，这“看起来缺少了‘新边疆’的精神”。一则新闻杂志报道称美国上下的情绪是“沮丧、羞愧还夹杂着狂怒”，他们还预测：“只有一次蔚为壮观、高难度的发射，比如载人绕月飞行，才能在世人眼中超越苏联宇航员。”

实际上，肯尼迪在当晚得知，这一洗刷耻辱的突破只能是月球飞行，别无他法。因为在其他领域苏联已大占先机，太难超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寻求对策。他的顾问们依次表态，这些顾问是杰尔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的得力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局局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这些科学家自然比肯尼迪更懂内情。空间科技并非肯尼迪的长项，相对其他领域，对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确知之甚少。当时，他还没有听取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背景知识让他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以处理好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低声道：“我们可能永远也赶不上了。”他说：“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做什么？”他也确实知道美国已有3枚已经造了一半的火箭，每枚成品的火箭都能产生100多万磅的推力。总统问火箭的制造者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何时能造好？我们能取得跳跃性进展吗？”

德赖登告诉他只有一线希望，但可能需要采取一项和曼哈顿计划相似的突击计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0年内把美国人送上月球。但这可能是在赌博。而且至少要花费200亿美元，甚至达到400亿。总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说：“费用是最让我忧心的。”他满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并未从贝尔那里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一项需耗费巨资的事业。肯尼迪问：“难道你们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的竞赛，来让我们的情况好转吗？”但除了到月球上露脸外，其他事都没什么吸引力。他将手指在牙齿上敲了敲，最后让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研究一下。在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越了解情况，越有利于我做出是否值得进行这样行动的决定。要是有人告诉我如何追赶就好了，让我们找到这样的人吧，无论是怎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3个星期后，美国人民表示，他们的判断让总统更加坚定。经过28个月的延期与挫败，第一枚宇航局“水星计划”的运载火箭自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腾空而起。一亿名观众屏住呼吸注视着，一枚高高的、细长的白色红石火箭缓缓升入苍穹，拖着一股股状如尾巴的白色烟雾。乘客是海军中校小艾伦·B·谢泼德。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上，行驶中的驾驶员都把车停到路边，放大车内收音机的音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休庭，让法庭上的人都在一台警察从一名盗窃犯那儿收缴来的电视机上收看发射实况。全美国都在聆听自由7号（谢泼德空间航天舱代号）与佛罗里达州控制站之间的交谈。他在外层空间飞行了15分钟。他的飞行轨道和加加林的复杂轨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此刻美国人不在乎这些。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全方位撑开，降落在“尚普兰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水兵们一片欢呼。“今天实在是太棒了！”是谢泼德返回地球后说的第一句话。“伙计，这真是一次妙不可言的旅程啊！”而他走向荣耀的道路才刚刚开始。纽约让他感受了史上最盛大的彩带欢迎仪式。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的一所新学校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崇拜者们给谢泼德寄了大量贺卡，致使贺卡销量一路攀升。新罕布什尔州德里镇是他的故乡，那里的人口仅为6987人，镇上的人们举行游行以表敬意，各地的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蜂拥而来加入其中。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接受检阅，喷气式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头顶。在一次意味深长的演讲中，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描述了新英雄给新罕布什尔州带来的荣耀。州议员们争论着要将德里改成“美国太空城”。

虽然猪湾事件让白宫萎靡不振，但白宫对火箭发射一事也相当重视。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4个月里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他想为空间计划“在今后5年内再投入约70亿~90亿美元”。他说他深知这个数目巨大，但“这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关系到爱国主义问题：“我在这里是为了促进自由。”他说：“我相信美国应全力以赴在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提案，同时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并在休斯敦修建一个飞行控制中心点。航空航天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7月，美国空军上校弗吉尔·I·格里索姆完成了一项与谢泼德类似的飞行。8月，苏联将陆军少校盖尔曼·S·蒂托夫送至太空，绕地球飞行17圈。11月，美国国家航天宇航局将一只雄性黑猩猩送入航天轨道，绕地球两圈后返回。在太空，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做出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得到水或香蕉味儿的药丸。宇航局之后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球飞行的驾驶员将是小约翰·h·格伦，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担任中校，是从1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7名宇航员中资历最老的。那时，“水星计划”已广为人知。很明显，若格伦能返回，那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航天巨星，第二位则是林德伯格。记者团赶往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庄挖掘其童年掠影，带回大批吸引大众目光的信息。他小时候就对电影《巴克·罗杰斯》很着迷，曾崇拜过格伦·米勒，还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格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有罪的，而新康科德是长老会的一个有力支撑，周边镇上的孩子都称其为“圣徒安居之所”。格伦及其好友曾发誓永不用脏话亵渎神灵。有一次，他们唱“欢呼吧，欢呼吧，朋友们都在这儿（hail，hail，allgang’sallhere）”的时候，一个糊涂的孩子疏忽了，肆无忌惮地不断絮叨：“我们瞎操什么心（Whatthehelldowecare?）注实际上这句歌词是whattheheckdowecare?——编者注？”25年后，那个渎神者告诉迫不及待的记者们，当时这位未来的宇航员是如何快步飞奔到他面前：“约翰尼冲了过来，脸色苍白，正义凛然地警告我住嘴，似乎要让我的脑袋开花一样。”1962年格伦的信念依然如故。他对记者说自己坚信“更强大的神祗当然会看到我正受到他的保护”。

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点，经过10次恼人的延期后，格伦的火箭终于离开发射台升空了。他的起飞与谢泼德别无二致，只不过其意义被渲染和放大了。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放出黄白相间的巨大火焰，在卡纳维拉尔角那满是灌木的沙地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倒影。足足有4秒，火箭不可思议地静静卧在支架上，悬在那里，随后便直冲而上，越升越快，最后消失在蓝色苍穹里。格伦发出报告：“已升空。运行正常。驶入轨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宇航局联络官“矮子”中尉约翰·鲍尔斯那低沉的声音，为美国人民解说实况：火箭和飞行舱友谊7号以精准的角度脱离，确保将格伦送入绕地轨道。这一刻，格伦欢呼道：“机舱开始转弯了。啊，这景观太震撼了！我能看见助推器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不停转动！卡纳维拉尔角干得漂亮，我一切都好。”

格伦注意到舱内温度升到了108华氏度（约42.2摄氏度），但装备了空调的航空服让他仍然感到凉爽。之前得到指令，他得讲述所有感受，毕竟听众是为其买单的人，于是他开始报告：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像是“坐飞机一样，从大约3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下面1万英尺的云层”。飞越大西洋上空时，他看到了墨西哥湾暖流——灰色大海中的一条蓝色河流。飞过美国西海岸上空时，他辨识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因皮里尔河谷，还能辨别出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溉渠，他曾在这里居住过。他在太空度过的第一个黄昏让他很震撼：“夕阳下沉，天空白得很通透，光芒四射。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空中一片橙黄；太阳到近地球表面时，这种橙色逐渐变蓝，加深，最后四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星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若你曾在晴朗无月的夜晚待在沙漠里，星星好像朝你蹦蹦跳跳而来，这正是我现在看到的。”靠近澳大利亚时，他用无线电话报道：“在我右边能看到一大片亮光，这明显是海岸线。”地面负责跟踪的宇航员戈登·库珀给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斯城。全城82000名居民开灯照明，共同欢迎他，同时也不忘测试一下他晚间的视力状况。格伦回答道：“请代我向开灯的民众致谢！”

格伦自己也做了些试验，来测试自己失重的状态。他吞下一些营养片和从管状容器中挤出的苹果酱。他报告说这没问题：“我可以随心所欲，舌头将食物送至喉咙，像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全是主动的，就像一个移动机器那样。”他尽最大可能地晃动身体，看自己会不会头晕或有宇航病的症状，结果却安然无恙。“失重状态对我无任何副作用，事实上还挺舒服的。视力敏锐度依然良好，无散光反应，也没有恶心或任何不适。”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格伦随身带着一架照相机。他隔窗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并未将相机放到架子上，而是往空中一扔，相机竟悬空不动了。换胶卷时不小心让胶卷滑脱，他赶紧去抓，可结果如他向欢呼的千百万听众解释的那样：“他没有抓住它，只是碰了一下，结果它飘到仪表盘后面去了，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有时他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感受。他说道：“一天里目睹了4次动人心魄的日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时，他忘记了对旅行的实况报道，听众们也忘了。他的飞行有时险象环生。在越过墨西哥上空时，用以保持飞船平衡的一个小型喷气发动机发生故障。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以约每秒一度的速度缓缓滑离轨道，将偏离20度才能停住”。于是试验只能到此为止，他要全神贯注地飞行了。他得接过操纵杆自己驾驶，然而困难远不止这些。他第二次越过太平洋时，回转仪飘了出去。航空舱开始“转动”——绕着水平轴转动。格伦娴熟地掌控着操纵杆，一次次化险为夷。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一道不祥的光。这意味着友谊7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呈半开状态。若罩子在航天舱重返大气层时脱落，格伦将会立刻被烧成灰烬。后来证实，是警报灯出了故障而非防热罩的问题，但格伦及地面那些有经验的顾问当时均不知实情。他们做了调适，改变重返大气层的步骤，保留了原本要丢弃的飞船的减速火箭，希望这些金属圈能保护防热罩，不让它掉下来。然后，他们就只能祈祷了。

格伦知道他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并做好了准备。他感觉自己承受的压力在不断增大，友谊7号不停地抖动着。他喘息着说：“感觉我要径直飞回夏威夷了。”重力不断加大，把他挤到靠椅里，这靠椅上还刻着体形曲线。他开始下降，防热层也开始崩解，由它裂成的碎片也越来越大。后来，他说：“你能看到碎片燃烧发出的大片火焰和光团。”但当时他无法向人解说，因为那时他与地面已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而这是可以预计到的。他进入了重返大气层的重要环节。通信中断持续了7分15秒。随后便听见他在大声疾呼：“那可真是个火球！”下午2点43分，被火焰包裹的飞船跌落至大西洋表面，随即便被嘶嘶作响的水汽包裹住了。3点1分，“诺亚”号驱逐舰救起了格伦。一位乘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打趣道：“那里面真是热得够呛。”

等待他的是人们偶像般的崇拜。他留在甲板上的脚印被人用白漆描出，以备稍后送到史密森学会展出。摄影记者捕捉到他和妻儿团聚时眼中的泪花，而他擦了泪的手帕也被特意保留。记者们注意到在他回答媒体的问题时，当谈及自己和友谊7号，他总是说“我们”——就像35年前琳迪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的情景那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儿迎接他。约翰逊说：“在美国，你能算得上一株长得很高的优良棉花。升空时你紧张吗？”格伦回答说“应该是吧。”约翰逊说：“你算是离上帝最近的吧，比任何人都近。”

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重返地球”。在这里不是副总统迎接他了，而是总统亲自来迎接，总统刚从棕榈滩乘飞机赶来，一下飞机就来亲自迎接他。这里还有段小插曲，格伦试着给肯尼迪戴一顶安全帽，但未能如愿，这或许是因为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照片，柯立芝戴着印第安人头饰，所以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再戴滑稽帽子留影了。随后，这位美国首位宇航员便去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有如此殊荣，”约翰逊告诉他，“但这次，美国人民却推选了你。”紧接着，纽约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来表彰格伦以及其他6位最初挑选的宇航员，还有那一批享有盛名的航天科学家。随后格伦又飞往其他大洲和大洋访问，告诉美国的盟国以及未结盟国家的人民，在自由社会才能真正取得巨大成就。《时代周刊》评论道：“论及国家荣誉，格伦的飞行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让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得到了极其巨大而且迫切需要的鼓舞。”

“这是一个新的大洋，”肯尼迪说道，“我深信美国将在上面乘风破浪。”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重拾信心，兴致盎然地谈论着将于1964年发射能载双人的飞船的设想；这种飞船将借助使用固体燃料的巨型推动器将巨大的有效载荷送出地球。他们也谈论了“阿波罗计划”，该计划将会把3个人送上月球并返回，这一计划最早可在1968年实现。美国上下去太空旅行的强烈兴趣也都被点燃了。这被当作那一年西雅图举办的“21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一词被收入麦迪逊大道的日常用语，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小男孩们发射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在树上“着陆”，就像以前的风筝那样。在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沃纳·冯·布朗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莫特·萨尔提及他的早年时说：“他瞄准的是星球，却往往打到伦敦。”）持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对此也大为叹服。即便是巴勃罗·毕加索，虽不亲美，但在谈起格伦时也会说：“我因他而自豪，他就如我的兄弟一般。”随后，社会各界人士都开始发射卫星了，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了通信卫星，甚至是加拿大人，也将一枚小不点儿卫星送入了轨道。

1962年8月，苏联的蒂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17圈。这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大力提高工业、技术能力，才能一劳永逸地超越苏联。然而此刻出现了一些持异见者，尤其是在大学里和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总统9月答复了他们。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说时，他说：“有人问，为何非得登上月球？他们也可能问为何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为何35年前要飞越大西洋？为何莱斯大学队要和得克萨斯队一较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问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后来葬身于此。他回答说，‘因为山峰就在那里。’是的，太空就在那里……月球和其他星球就在那里，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里。”

但黑人问题也在那里，且离我们更近。回顾一下，会发现肯尼迪对这一问题的低估令人震惊。毕竟，他是位北部自由主义者，也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但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金，也即将感受到来自北部黑人青年的重重压力。当美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于星空时，这些黑人青年却想方设法地分散着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的首次行动是在1961年春天，这次行动非常令人难忘。5月4日，即加加林太空飞行3个星期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7名黑人和6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赴美国南方腹地进行考察。他们的目的是挑战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措施，并且触犯当地习俗。他们自称“自由乘客”。

他们一路向南行进，穿过了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了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西南方向到达亚特兰大城，随后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跨越密西西比州直至新奥尔良市。这注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习俗的蔑视是惊人的。4年后，小石城事件已逐渐被淡忘，因为阿肯色州毕竟是边缘地区。在真正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泾渭分明。自最后一批北方外来人口离去后，90年来鲜有改变。对于这些，蓄奴州和自由州梅森－迪克逊线以北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在南方几乎不存在。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描绘了旅客在该州三大城市之一的蒙哥马利市可能受到的接待：

与亚拉巴马州人民的真挚热情相比，其他城市的人皆相形见绌。黑人男孩常常笑逐颜开地招呼旅客：“老板，我帮你提包吧，花不了你几个钱的。”当地居民也乐于为游客指路，或者陪他们走好几个街区，以指引他们走对路。

上文对“自由乘客”受到欢迎的情形的描写并不完全。显而易见，他们简直像是在自寻烦恼。这种热情帮助的性质显得有些不明不白。作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将“自由乘客”发展成独立、自给自足的组织，并且一直积极活动。然而，在接下来沸腾的日子里，诸多南方领导人以及南方的报刊社论控告行政机构（“那些肯尼迪们”）就是自由乘客组织的支持者，或者至少怂恿过他们到达此地。事实上，自由乘客出发之前，政府对他们的旅程毫不知情。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发表新闻之前，曾事先向司法部门递交了相关副本，后来转交给民权司，但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因患腮腺炎未上班。起初，有关消息刊登在报纸内页，并未引起重视。当白宫得知该消息已刊登于新闻头条时，这才怒不可遏，将怒火直指自由乘客。

在行政部门看来，事发时间颇为凑巧。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人在首次围绕地球进行载人航天飞行竞赛中完胜而归；二是一星期之后，古巴旅又在猪湾海滩上惨遭重击。6月3日，即之后不足一月，肯尼迪将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这位新总统渴望胜利，即便无法实现，至少也要避免失败。总统最不希望发生恶劣的种族事件。然而，事与愿违。苏联人仍然利用小石城事件加大对第三世界的宣传力度，将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这一行为可以作为美国被侮辱的证据。这也是白宫首次因自由乘客而处境尴尬。后来，约翰·肯尼迪，尤其是罗伯特·肯尼迪，更倾向于将民权斗争视为道德律令，这与他们任职第一个月的情况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党和部分自诩为进步主义分子的民众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因此理解肯尼迪兄弟的立场就显得极其重要。

自由乘客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为己任。他们认为种族歧视是错误的，决定予以纠正。时过境迁，在古老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黑人种族境况依然如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经过此次运动，约翰·肯尼迪向民众宣告：“今天出生在美国的黑人婴儿，无论他们出生在哪个街区，与出生在相同时间地点的白人婴儿相比，他们只有12的机会完成高中学业，13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13的机会成为专业人士；然而，他们的就业率却只达到白人学生的12，年薪10000美元的黑人只占白人的17；甚至寿命也要比白人短7年，但他们赚的钱只有白人的12。”总统已向民众保证全力支持修正种族歧视计划。黑人种族还怎么好提更多的要求呢？

首先，他们要求自由乘客不再将黑人种族只看作是一组统计数据。其次，他们期望能够终结渐进主义。他们意识到，1961年春天，政府面对自由乘客事件时显得极其窘迫尴尬。过去一整个世纪都没有好的时机出现，留给黑人们的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期望富有同情心的白人能够理解，自由对黑人婴儿而言远比维也纳问题、越南、古巴以及外太空问题重要。

1961年，在南部白人面前提倡法律平等观点还是一件称得上勇敢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举措。5月6日，自由乘客离开华盛顿两天后，罗伯特·肯尼迪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就任司法部长的首次演讲中提及此观点，当时他对自由乘客事件一无所知。时值佐治亚大学的“法律日”。罗伯特·肯尼迪向大家解释，维护法律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按说法律系的学生应该早就知道此事，但是在这片地区，与该问题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他说：“我们所做的只是维护法院裁决的命令，仅此而已，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行事。因为任何人在宣誓就职之时都必须做出上述保证。你也许不想做，你也许不喜欢，但你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人们反而觉得罗伯特·肯尼迪有可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但在演讲临近结束时，罗伯特·肯尼迪并未含糊其词，他说：“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不管这个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明确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胆敢违反法庭命令，司法部将会严惩不贷。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漠然处之。我们将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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