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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世界新风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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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新世界，新风向

1945年4月13日星期五，风和日丽。这一天，《我的日子》专栏作家（罗斯福夫人）并未发稿。早上6点半，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公寓里，哈里·杜鲁门辗转反侧，恍若觉得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在催促着自己。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旁边的衣服，好像要立刻行动起来。正如他之后在回忆录中解释的，他长期观察罗斯福总统，从而坚信罗斯福所言：“当总统就如同骑老虎，要么抓住不放，要么被吞进肚子……我从未觉得自己放松过，哪怕是一秒。”

杜鲁门绝对是一个坚毅的骑手。密苏里州农场上长大的孩子具有中部边地的顽强力量和敏锐的头脑，相比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大多数总统，杜鲁门对于世界历史有更透彻的理解，只是当时尚未引起注意。《时代周刊》写道：“上星期，杜鲁门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本认为，杜鲁门“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他刚当上总统那段时间，没什么大事发生，国民都认可罗伊·罗伯特刊登于《堪城星报》上的评论：“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捣乱的人。”对于罗伯特和其他保守人士而言，他们的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衣冠楚楚的政客，以前只是个男装商人，讲起话来不温不火、不痛不痒，而且还带有浓重的中西部口音，比艾尔弗·兰登的口音还要重。于是，谣言四起：让他做满罗斯福总统的第4个任期吧，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新总统的，这也正是杜鲁门最开始给人的印象。那时候，美国政界相信，杜鲁门成为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罗斯福对此也从未予以否认。如果回忆录中的内容真实可靠，那么罗斯福和杜鲁门共同竞选成功后，确实很少提及杜鲁门这个人。结果就是，杜鲁门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任何转变总要经过一段艰难时期。罗斯福的光环的确无人可及，而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像是个来华盛顿短期旅行的乡下表弟，自惭形秽。根据杜鲁门自己的回忆，当上总统的第一天，美国特勤局人员来住处接他下楼，他竟然不觉得自己已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一位新闻记者尊称他“总统先生”，他却回答：“我倒希望你别这样叫我。”在白宫匆匆宣誓就职后，他发表了第一次公共演讲，他说：“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按照我们的总统的做法继续下去。”于他而言，或是对绝大多数选民来说，那位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的男人仍是他们的“总统”。

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杜鲁门在人行道边招呼一名美联社记者：“喂，托尼，你若是去白宫，不如和我一起走吧。”特工人员很头疼。来到市中心，总统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办事，这让特工人员紧张起来。这些特工人员还不习惯一位总统到处走来走去。新总统喜欢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几个街区，也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杜鲁门只得妥协，承认警卫的顾虑是对的——总统是不能亲自去银行的，只能让银行来找总统。他享受人们对他的敬意和顺从，但当有人提及他的新职务时，他就会向白宫记者团抱怨：“如果当记者的也能祈祷的话，伙计，帮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来，他的行为还算正常。罗斯福的离世使每个人都焦躁不安。前一天，杜鲁门正式宣誓就职（此前，为了找一本《圣经》而弄得人仰马翻），一名糊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为总统的中间名“S”是“希伯”的缩写，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字母而已，不代表任何意思。之后，杜鲁门深情款款地亲吻了《圣经》。那时，杜鲁门对于指挥战争的认识，不比《华盛顿邮报》的日常读者多。事实上这份报纸是他获得战事消息的主要来源，罗斯福从未向他透露过任何战况，他也从未踏入过白宫作战室半步。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上任的第一天，他还从未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于曼哈顿计划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本想向杜鲁门就相关情况做简短的汇报，却无奈没有时间。正如杜鲁门所言，第二天，吉米·伯恩斯来找他，但并未透露太多细节，只是表情严肃地说正在制作一种炸弹，威力足以摧毁整个世界。当时，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只是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个人。将近两星期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后来，上将莱希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口吻提及此事，称这个计划纯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史上最愚蠢的事莫过于此”。

在华盛顿，那些老练世故的人热衷于谈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传闻。但是这些传闻并未掺杂着反对罗斯福那样的恶意，有时还充满了滑稽。新总统在一场音乐会后，被邀请到后台与演奏家见面。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被拍到与女明星劳伦·白考尔一起弹奏钢琴，白考尔坐在钢琴上，细长的双腿暴露无遗。演奏者礼貌地低声说：“我知道总统你也会弹钢琴。”总统谦虚地回答：“哦，不，哪能跟大师你相提并论。”这些趣事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杜鲁门总统也会和别人打趣，嘲讽丝毫不会影响他。他有自知之明，这样的性格在华盛顿确实很少见，他以自己的朴实无华为荣，这种品质更是少见。

可以肯定，杜鲁门确实缺乏魅力，处事不够老练，不具备总统该有的才华和魅力。但千百万对罗斯福高高在上的庄严感到畏惧的人，却为哈里·杜鲁门的质朴和谦逊感到愉悦。罗斯福打算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知情；而杜鲁门宣誓就职后，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91岁的母亲打了个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沃姆斯普林斯传出后，杜鲁门位于格兰德维尤的老家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重重包围，不断有人打来电话、按门铃，或是从窗外往里偷窥。老杜鲁门夫人全然不在意这些。她接了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子尽量安慰她说一切都好，只简单说道：“妈妈，我太忙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给你写信了。”杜鲁门回到家里，一放下文件，就同贝丝和玛格丽特来到好客的邻居家。用他的话说：“他们晚饭吃了火鸡，留下了一些给我们，我可是从中午到现在一点儿东西都没吃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把当天的事情全抛在脑后。”杜鲁门一家人从没想过麻烦白宫的厨房，更不会想到派人去饭店点些饭菜回来。和大多数“大萧条”时期过惯苦日子的家庭一样，精打细算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课题。在他每星期寄往密苏里州的信里描述了得知罗斯福总统辞世，他心里是何等的谦卑——“我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那个通往美国最著名宫殿的入口，两个接待员来迎接我……”又说起康涅狄格大道上的公寓：“我们的家具还在那儿，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去住……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缴，如果白宫的房子下个月还没有布置好，我还要再缴房租。”杜鲁门在信的最后写道：

过去的6天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4月12日晚上7点9分，我宣誓就职，现在是4月18日晚上9点，我做了6天的总统，真难以置信。今天也很不寻常。我准备睡觉了，但还是想先写完这封信。等我在白宫安顿好后，你们俩可以来看看我们。忧虑重重的儿子和兄弟向你们问好。

哈里

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前，杜鲁门一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玛格丽特在日记里回忆道：“这儿非常漂亮，古雅而又名贵。来访的高官都在这儿下榻。但下榻于此的美国总统，父亲还是第一个。”后来几天，她一直都兴高采烈。她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着：“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了沃尔特·里德教堂，还去拜访了潘兴将军。我真是太开心了！”1945年，像“装模作样”和“平庸”这样的贬义词还没有出现，但“乡巴佬”却被华盛顿那些好事之徒扣在玛格丽特和她整洁的父亲头上。杜鲁门成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双排扣灰色西装，配上双色花男鞋。杜鲁门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了先让议长萨姆·雷本介绍，雷本只得硬着头皮打断讲话：“哈里，等我先介绍一下你。”华盛顿政坛俏皮地说：“犯错误对杜鲁门来说是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事情，则鲜为人知。后来，一位记者从密苏里州独立市找到了她儿时的玩伴亨利·奇利斯，才了解到了贝丝的一些情况。“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奇利斯兴奋地说，“我认识的女孩中，她是第一个会用牙缝吹口哨的。”

哈里·杜鲁门通常不会在意外界对自己的批评，但谁要是诋毁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可就不同了。玛格丽特首次以职业歌手的身份在宪法大厅演出后，《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称总统之女“唱得不好，许多地方含混不清，她的歌声没有向听众传达出任何感情”。这份报纸送抵白宫后不久，他就收到了白宫总统的亲笔书信：

我刚看到你对玛格丽特表演的蹩脚评价……给我的感觉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受到挫败的糟老头子……有朝一日希望有机会遇上你，到时候，小心你的鼻梁会断，还要用鲜牛排来敷你那瘀青的双眼，说不定还需要个护腰。

哈里·S·杜鲁门

玛格丽特觉得很没面子，她告诉记者：“我相信父亲绝对没说过那样的话。”说完就哭着跑上楼。杜鲁门也只得承认“有时人性的弱点左右着我”（休姆在第二天的评论中，以“如果我还能斗胆发表言论的话”开篇）。但没有人留意，大家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包括国会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当总统应该做得更体面。

对杜鲁门的批评者而言，他就是个笑话，还是个低级的笑话。罗斯福的言谈举止至少像位国家元首，总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去呵斥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在另外一份公文中怒气冲冲地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架宣传机器，可以与斯大林的相媲美”。一走出华盛顿，杜鲁门的举止就像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色帽子，身着五颜六色的夏威夷花衬衫，手持特大号手杖；同温斯顿·丘吉尔前往密苏里州富尔顿途中，他竟然戴起了列车司机的帽子，还兴致勃勃地开着列车；在堪萨斯城，他又钻进了弗兰克·斯皮纳的理发店，还同弗兰克开玩笑说：“别用任何香波，我受不了那股味道。”报界把这些都刊登出来，包括他登上“圣牛”号时和母亲吻别，以及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也要带点儿刚强劲儿。”

罗斯福下葬后的那段日子里，没人对新总统有过多的期望，只有小部分人渐渐得出结论：从某些标准来着，杜鲁门也算是个好人，也带点儿刚强劲儿。讨论战事时，马歇尔和莱希只要汇报一次，他就能弄明白；军队、战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的数据，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在分析时还能准确引用。上任第一个星期还未结束，杜鲁门就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准备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还调遣了三名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儿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主张派遣美军前往柏林和布拉格。这也是他一生中难得没有听从自己直觉的一次，否则欧洲的历史可能要改写了。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位新任总统一无所知，坐着飞机横跨亚欧大陆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我仅和杜鲁门总统谈了几分钟，就发现他对形势了如指掌。真不可思议！我顿时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数月来，我发给国务院的所有报告，他都看过。他非常清楚战争的情况，而且深刻理解其意义。

罗斯福曾尝试过博取苏联人的欢心，但杜鲁门对他们却直言不讳。V·M·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道走进总统办公室，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二位，美国和英国都遵守了雅尔塔协议的各项规定，但信守承诺不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同样忠于自己的诺言。杜鲁门坚决反驳，立刻告诉莫洛托夫，在波兰的事情上，苏联并未如此，如果红色傀儡继续霸占着东欧不放，波兰就绝不会被允许加入联合国。而且杜鲁门希望莫洛托夫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带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有生以来，还没有谁这样对我讲话。”杜鲁门冷冷地回了句：“遵守协议就不会有人这样对你讲话了。”陪同总统会见的哈里曼后来回忆道：“总统对莫洛托夫的态度非常坚决，事实上，我当时真有点儿担心。但我不得不说，我为这位新总统感到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后，杜鲁门邀请伯恩斯加入新内阁，出任国务卿。以总统的话说，伯恩斯“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4月30日，新任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儿子写信说：“新总统干得十分漂亮。”他还说，罗斯福辞世两天前，自己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了深刻印象：杜鲁门为人耿直、有决断力、老实诚恳……我想他会很快上手，取得人们的信任。由他而不是亨利·华莱士做总统，这是美国人的福气。”

马歇尔、莱希、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很快就为杜鲁门所折服，其他人则需要较长时间才佩服他。然而，还有一些人需要当头一棒才能觉醒，杜鲁门正好专精于此。杜鲁门决定任命密苏里州的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出任财政部长。他叫来了前任部长耶西·琼斯，告诉他这个消息。琼斯感到很突然，他本以为事先会和他商量一下，便问：“是‘总统’生前的决定吗？”

杜鲁门回答道：“不，是总统刚决定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头条醒目地写着：战事发展迅速，节节胜利。5月1日，德国元首的死讯传来。当晚，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见到伦敦灯火通明。5月2日，柏林被攻克。稍后，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驻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司令们纷纷投降。5月7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偕同其属下在法国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书。与此同时，在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同样不好受地签署了投降书，正值夜里11点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整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服役士兵、海陆空三军，都沦为战俘。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所有司令员、军官把军队撤回到指定地点，取消所有命令，校准手表以便同时全面停火。1945年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也是哈里·杜鲁门的61岁生日。上午9点，杜鲁门通过广播讲话。（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向国人宣布胜利的消息。）杜鲁门第一句话是：“盟军经历了无数的牺牲和英勇奉献，在上帝的保佑下……”几乎没有人记得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人们聚集在大街上和时代广场上，华尔街上的大厦窗户里扔出整卷彩带，芝加哥卢普区、波士顿公园、好莱坞和文兰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战争纪念碑周围，以及华盛顿各大商场、学校、军工厂里，只要有地方就有欢呼舞蹈的人们，有时没地方也能跳，比如商店橱窗、电话亭、电梯里。男人想亲吻，女人想被亲，此时此刻，他们有权利忘记在大洋彼岸还有一场更令人头疼的战争。那个帝国比德国法西斯更强大，更有决心继续作战，甚至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以迫使敌人付出最大代价。欧战胜利并没有击垮日军的士气，天皇仍然高高在上，整个民族都甘愿为他卖命，这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所有爱好和平者的诉求，都一样回答：不投降，永不投降。

自12月26日巴斯托涅解放以来，历史飞速前进。9月里，胜利接踵而至，当时的幸存者往往并不了解战争情况，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收听新闻。士兵仍留在兵员补充中心、食堂、医院、驾驶舱中或战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战友，正在术后休养，正在重读亲人的来信，或是请同伴签名留念，以打发这段无聊的时间。在美国国内，家中的母亲、妻子迎接受伤的儿子或丈夫归来，或是忧虑地查看伤亡名单上是否有亲人的名字。这时，广播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人听，到处都扔着没人看的报纸。几个月的时间里，人间活像一个万花筒，混乱不堪。

混沌中，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温斯顿·丘吉尔这一美国人眼里坚韧不拔的化身，在英国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举的胜利后，被扫地出门；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战争实验室里提炼出神奇药物（当时“药物”还是褒义词）；当了11年纽约市长的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也下台了；为人所熟悉的“债券”牌子（号召民众购买战时债券）从时代广场撤下。人们听闻纳粹集中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和日本神风特攻队驾驶装满弹药的战斗机冲向美国军舰的滔天罪行，已无心了解所谓无人驾驶的V–2导弹。最终，日本两座城市被美国完全摧毁，一座城市如丹佛大小，另一座则比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欧战的胜利虽然让夏威夷以西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还不至于令他们欢呼雀跃。欧洲战场似乎是其他人的战场，对这些岛上的人来说，欧战胜利的意义只是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而已。太平洋战场的老兵总念叨一首打油诗：“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金门。”那些与日军交战的士兵都明白，除非幸运地受伤（伤势严重到不再能参战，但其他事都能做），否则能回家的希望非常渺茫。与日军作战的士兵，都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都不大可能回家。大多数人只企盼能在48年回家。但战斗一场接一场，重伤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同这样的看法。攻占不足8平方英里、满是火山灰的硫磺岛，就赔上了25849名士兵的性命，占登陆部队总人数的13；攻打冲绳岛，牺牲了49151名士兵，神风特攻队在冲绳上空向美国战舰俯冲，炸沉34艘军舰，还重创368艘舰艇。如果日军在其防御边界的外围岛上就能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142007平方英里的领土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恐怕就和在塞班岛的情况一样吧，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平民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

雅尔塔协议保证英美联军将获得苏联的全面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了有根据的预测。如果11月1日成功登陆日本九州岛，在仲冬进攻本州岛，预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牺牲人数的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听闻此次作战，光美国士兵伤亡人数就可能有100多万。”（“二战”中，美军为攻破日本在太平洋的外围防线，伤亡总计170596人。）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更加不乐观，他说，到目前为止，和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作战的都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而日本陆军有五六百万人，数千吨弹药藏于地下洞穴，还从未在战争中失败过。他们正在从中国战场撤回军力保卫日本本土，并挖掘战壕。除非将日本所有岛屿封锁，饿死所有人（但这是最不人道的做法），否则总得对付这些部队。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杀戮。他预料在11月1日完成抢滩时，伤亡就会有5万人左右。进攻本州岛之前需要精密部署，因为藏匿在地下飞机库的5350架神风飞机随时可能会同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提醒华盛顿政府，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军可能隐藏于山林，打游击战，到时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10年之久，盟军的伤亡量将难以预计。

带着他的预想，杜鲁门准备前往柏林西南17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堡参加会议。那时候，他已经决定争取同苏联红军合作。巴顿将军向英国人宣布，英美应加强战后的双边关系，“因为，毋庸置疑，统治世界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连忙做出回应，告诉媒体巴顿所说的只是他的个人看法。美国报界劝巴顿注意自己的公开言论，他的发言应只限于“齐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告诉记者，如果苏联不与美国结盟，还需要增加一倍的美国士兵奔赴欧洲战场。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苏联克里姆林宫，希望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合作关系。苏联将军敬佩他，政治委员们欣赏他，约瑟夫·斯大林也面带微笑地欢迎这位尊贵的客人。斯大林还把自己的照片送给艾克，亲自授予他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胜利勋章是一枚华丽的装饰物，这可能是除了荷兰威廉敏娜女王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他收到的最贵重的奖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约3英寸，镶有91颗重达16克拉的钻石。然而，这竟然成了历史的一大讽刺：这枚名贵勋章的获得者，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竟然让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流离失所，被国会委员会恐吓，被邻居们当街驱逐。但1945年，这一切都还只是难以预知的未来。这时候，世界上的两个新晋超级大国还能暂时和平共处。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为美国立下了功劳，如果这一年夏天没有那两朵蘑菇云的出现，这一功绩也许会更显著一些。

斯大林当时可闲不下来，要在克里姆林宫接待盟军的最高统帅，又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任领导人做出估量，还得忙着研究美国尚未测试的超级武器的情报，英国称其为“合金管”，史汀生称之为“X”，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那些少数参加此计划的科学家称之为“S–y”，而在其存放地——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的更少数科学家却称之为“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界最伟大的成就，将成为史上最昂贵、最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它能成功爆炸，但没有人敢保证。同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福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做的安排依然滴水不漏，甚至未透露这种“新玩意儿”真实存在。当年春，75名飞行员被选中派往美国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组成第20航空队第21轰炸指挥部第313飞行联队第509混合大队。没人知道第509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队员都是自愿参加的，如若问他们自愿服务什么，得到的答案只是：这一组织“将执行某种特殊任务”。

他们知道是特殊任务，他们的飞行训练与众不同。一架B–29轰炸机要模拟独立高空袭击，另外两架战机观测是否有异常天气，尤其是闪电风暴。负责轰炸的单机并不携带B–29轰炸机常规携带的巨型高性能爆破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奇形怪状又威力一般的炸弹。事实上，这颗炸弹是洛斯阿拉莫斯所造装置的外壳的精密复制品，是按照那个装置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第一颗原子弹就快完成了，第509混合大队摸不清这是什么门道，甚至在被派往距日本射程很近的提尼安岛执行任务时，仍然一无所知。他们在岛上继续训练的同时，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在岛上主持修建一个先进的实验室。飞行员不认识莫里森博士，对他们来说，说不定他只是在这里建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而已。更荒唐的是，他们不断接到危险警告，但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根本不存在。华盛顿的某些人觉得他们会面临失明的危险。他们在飞行过程中，被要求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当投弹手打开弹仓后，绝不能往轰炸目标方向张望。

每晚黄昏时分，B–29轰炸机起飞前往日本执行任务。莫里森博士之后告诉参议院委员会：“我们常坐在珊瑚礁上，观看第313飞行联队的实战演练。”大部分战机将于第二天清晨返回，排成一条长线，就像项链上的珠子，从头顶到天际，一字排开。一眼望去，能同时看到10或12架飞机，每两架之间相距两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立刻接上，视野中永远有同等数量的飞机。空荡荡的场地顿时停满了战机，一两个小时内，所有的战机就都返回了。

对于莫里森而言，这一幕非常壮观，但对第509混合大队而言，这简直就是每日的难堪。他们都是最优秀的飞行员，安逸会消磨他们的士气。他们飞抵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指名他们队伍的番号问候他们，也许其知道情况。更让他们难堪的还是来自第313飞行联队其他飞行员（负责夜袭日本领土）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这是飞行员们对日本的称呼）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而归，但是第509混合大队的飞行员执行任务的地点只是日本贫瘠的荒芜地带，又是毫无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根本没有遇到过高射炮。他们会不时接到投炸弹的命令，但不过是一种小型炸弹而已。对于他们而言，如此令人困惑的任务简直有辱飞行员的身份。更大的侮辱是，另一组投弹手编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们：

秘密大队飞向天空，

无人知晓他们行踪。

明天又会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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