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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内战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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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国内战线

1942年3月，全美国都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一名女士在公交车上大声说道：“打仗以后，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挣的钱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让战争多打几年。”听到这些，另一名女士愤然起身，给了她一记耳光，说道：“这一耳光是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儿子打的。”接着又给了她第二记耳光，说：“这一耳光是为我在巴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什么样的母亲会在瓦胡岛和吕宋岛都有儿子？这个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反映了战时美国自身的问题。的确，战争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宝藏，它带来了经济复苏，人们在“大萧条”时期的梦想成为现实，但这却让人们充满负罪感。当然，人们还没有内疚到拒绝赚钱的程度——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符合人类的本性，而且这并不能帮助参战部队。但这种负罪感足以让他们参加回收废铁活动、购买战争债券、为民事防护组织服务，以及偶尔请孤独的士兵喝酒。

每场伟大的战争都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像“二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注定会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纽约每日新闻》真的相信美国大兵打仗是为了“回来看球赛，并把油箱加满”。有时，美国大兵自己认为他们是为妈妈和苹果派而战，但历史没有这么简单。1941~1945年，美国经历了变革带来的阵痛，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像美国这样经历过这些后依然故我。思想、习俗、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以及不同性别和社会各阶层关系都在美国国内展开较量。像基尔罗伊一样的女子铆钉工随处可见，战前女性的形象一去不复返。

产生变化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紧缩的经济被注入大量资金。1942年，华盛顿每天给美国市场注资3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结束，据统计战争开支达2450亿美元，比1789~1940年年度预算之和还多，其间，美国还打过5场战争。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人民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为910亿美元。1945年，则达到了2150亿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1940年，失业人口一度达到800万。战后，这一危害美国社会的顽固毒瘤消失了。就业人口从4500万攀升到6600万，其中包括500多万女性。保罗·班扬回来了，整个国家的信心复苏了，回到了股市大崩盘之前。1943年的公司利润就超过了1929年的。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嘲笑说：“美国人孤立无援，以至于他们必须不停地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夸下海口，说每天造1000架飞机和坦克，但打仗的时候却拿不出来，只能连吃败仗。”戈培尔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甚是滑稽可笑。美国可以派出1200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强大的帝国作战，建设的海军规模比敌军和盟军海军加起来还庞大。即使这样，1939年美国国内消费额仍增长20%。这让人十分困惑。爱德华·R·默罗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生活环境相对舒适，安全也有保障。‘二战’开始以来，唯有美国生活条件有所提高，未像欧洲国家一样，被战争所困。”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因为战争有所好转，他警告道：“如果苦难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安逸也会。”

《时代周刊》鼓吹道：“美国突然间富裕了起来——美国各地一夜暴富。”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的财富有所积累。许多小企业被高效的大企业排挤，这是事实。然而，纳税申报表显示，战争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是普通家庭，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几乎一无所获。这并不是人为安排好的，发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深藏于美国的国民性格之中。有“20世纪的托克维尔”之称的D·W·布罗根，向欧洲同胞解释说，他们的盟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是生意，而不是艺术；他们不在意能否占领道义的高地，只关心能否打赢战争……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公司，公司的股东都希望能盈利，该国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种期望。”

农民也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原因显而易见。“大萧条”时期，产量过剩让农民损失惨重。“二战”初期，由于害怕悲剧重演，农民们有些畏首畏尾，不敢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到1942年秋，总统终于使他们相信美国必须成为世界粮仓。等他们回到田间地头，粮食产量已比之前高出25%。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萧条”时期，发明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发明了新型肥料、高产种子、杀虫剂和新型机器设备，科技已经可以改变农田的面貌。其他行业也如此，战争使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高管、国家公务员通力合作，凝聚各方智慧，不仅寻找解决战时棘手问题的方法，也在寻找应对战后世界各种挑战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被搁置的发明，这时却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管理天赋的年轻人，比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助理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认为雷达、装配式住宅、冷冻食品、柴油机以及原油热裂解等战时使用的技术，在和平年代也能帮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战争已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但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赢得战争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显然，战争给人们的思想以相互启发与激励。总的来说，美国科技在战争中经历了如温室培育般的爆发式增长。”

30年后，当年的生产奇迹已经渐渐成为平常事，但其深远的影响开始显现。“二战”使得平等主义盛行，传统的标准逐渐消失，财富、社会地位、年龄、种族、性别和家庭出身不再让人本能地顺从。之前，人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而尊重他；现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的“人人平等”摧毁了这一传统。理查德·惠特尼不会再被新新监狱视为座上宾。即使巨大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也没什么。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开辟了科学技术的新世界，后来却被遣散，被人们当成“书呆子”。

这些并非都是“二战”的产物，社会变革酝酿积蓄已历经半个世纪。“一战”、禁酒令、“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冷战，还有核战争乌云笼罩下领袖们的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让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无论是国旗还是十字架，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家中长辈。然而，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之间的几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国家总动员中肩并肩、不分你我，模糊了阶级界限。更重要的是，经济大权转移到了普通民众手中。经济繁荣之前，美国人寻找产品；随着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开始寻找人。下层阶级的富裕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工资的积累。那时，人们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是不爱国的表现，而且商品匮乏和反通胀控制也都导致不鼓励疯狂购物。不过，银行存款不断增加让经济学家忧心忡忡。1943年夏，美国财政部估算美国国内现金、支票账户存款、战时债券总额达到700亿美元。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弹”，考虑到之后其对美国人性格特质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这样的想法只能为当务之急让步。在没有彻底打败轴心国之前，考虑战后和平时期的挑战显得为时过早，甚至很危险。1942年，当局提出让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研究战后问题，但国会解散了委员会，这项研究也就不了了之。有时，总统也无暇顾及国内事宜。1943年12月28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总统向一位没有离场的记者透露，他已经厌倦了“新政”这个词语。他说，10年前，“新政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治愈了国家内部的急性病。但在1941年12月7日，痊愈之后的病人遭遇“严重事故”，“新政医生”不懂如何治疗此类疾病，将病人交给了“外科医生——战争胜利医生”。

社评人们一片欢欣鼓舞。《时代周刊》写道：“揭示死亡：10岁的新政在营养不良的长久病痛中，最终病逝。1932年选举后，新政诞生，经过4年的健康成长，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色斑点，后因战争冲击始终无法完全康复。上个星期，新政之父——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新政病逝。”他真的这样做了吗？罗斯福只是感兴趣于将其转化成其他形式的改革，他正在起草两个重要法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一个是《美国军人权力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其他权利；另一个提案是允许每一位军人投票。

想当年，国会议员像聆听圣旨一样听他讲话。然而现在，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再，他不得不被国会牵着鼻子走。在新任的第78届国会中，保守派势力大增。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派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已经慢慢地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他支持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仍旧执迷不悟地坚称美国应该“单干”，他与他的想法正逐渐消逝。1943年秋，约翰逊最后一次发表鼓吹孤立主义的演讲。在随后的投票中，关于“参议院是否应该下定决心参与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问题上，85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另外，众议院以360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年轻议员傅尔布莱特提出的类似决议。这为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8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该草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字斟句酌地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世界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并为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重建资金。温德尔·威尔基为其1943的新书取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天下一家》。

与此同时，各条生产线都在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用品，供给苏联、英国、英联邦国家、自由法国和美国自己的军队，准备1944年的决战。生产打字机的工厂转而生产机枪，汽车工厂则生产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格·西科斯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直升机生产线。另外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工厂坐落于斯特拉特福德城，则生产了6000多架海盗式战斗机。单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为陆军制造了25507辆坦克。

由于精密机械的复杂性，没办法预计下星期哪种民用物资会出现短缺。敢于领先瞬息万变的市场而囤积货物的人，只有那些人手和资金都很充裕的专业投机者。糖、黄油、酒、肉、香烟，这些物资出现短缺情有可原，战场上的部队和家乡的人民都需要这些东西。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这个星期刚有了香烟却没有了火柴，为何政府对汽车轮胎执行配给政策，开车的人进城买自行车时，却发现自行车也开始执行配给政策，战争又为何会消耗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割草机、纸张、腰带、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电炉、烘烤模、打蛋器、小锡兵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调酒器、爆米花机、进口皮草和龙虾叉。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你知不知道我们正在打仗？”是的，知道，不过……

这有点儿不合情理，执掌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白宫东区，那里还在装修。（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只能放在男厕所里。）生产小东西的工厂多数情况下都在为战争机器服务，所以战时不会生产像游船、烘烤模和龙虾叉一类的东西。但那些小东西的库存没理由不被清理，真正的原因是，全国性的大动员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260.4万人，都需要发放糖配给证，不能指望发放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纰漏。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错误让人难以置信。有一次，费城配给办公室忘了给自己发燃料导致其暂时关闭。每个被住房短缺困扰的家庭都听说过一个故事：洛杉矶发生一起谋杀案，当地记者奇克·费尔顿赶到案发现场，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他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处，气喘吁吁地问房东：“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间租给我？”房东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刚才过来的警察了。”

除了黑市里的商贩，以及身处战略要地的居民（比如底特律人，他们溜到加拿大境内，将繁荣的温莎市商场里的商品一扫而光，然后带回国内销售），大多数国内战线的民众只能强迫自己执行禁欲主义，虽然他们并非心甘情愿，但也乐意这么做。的确，美国国内人民抱怨生活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尤其是站在当时的战争债券海报之下。海报里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美国大兵，旁边一行字写着“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借出你的钱”。自然，某些物资的匮乏比其他的容易忍受，比如战时生产委员会从1942年秋至1944年夏停止供应威士忌酒，但除了流浪街头的酒鬼以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酗酒成性的酒鬼只能喝奥尔德斯巴德那样的劣质酒，这种酒是从丢弃的土豆和土豆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绝望地抽佛里特伍德这类没听说过名字的香烟。）

运输则是另一个问题。1942年2月1日，最后一条汽车生产线转向战争生产，底特律尚余50万辆崭新的汽车。物价管理局将这些车全部征用，存放在政府仓库内，有需要者可申请购买。但申请条件非常严格，像乡村医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到了1944年7月，也只剩3万辆，即使在和平时期，甚至是穷困潦倒的20世纪30年代，这些车也只是三天的销售量。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发放定额缩减22%。

如果已经有车，你还要面临汽油短缺的问题。不在国防部门工作的普通公民，车的挡风玻璃上都会盖上黑色的字母“A”，代表一星期可加3加仑汽油。这就给赛车场和汽车旅馆判了死刑，只能关门歇业。城市里流行电车。路程不远的话，走路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即便是步行也面临着问题，平民一年只能买两双鞋。J·埃德加·胡佛报告说，抢劫犯的目标中，鞋子位列第三，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战争末期，美国本土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交通工具：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优雅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喷气式的斯坦利蒸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一批生产于1925年，斯坦利公司于当年倒闭。

人们厌倦了繁文缛节和官僚气息，年轻的尼克松曾准确地分析了国民的情绪。男人不在乎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女人也不反对把长筒袜画在腿上，用眉笔在袜子上画接缝；孩子们习惯食物里只有少量的黄油和更少量的牛肉，并且没有培根。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币和配给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连杂货店老板也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大家都从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纳粹战俘在战俘营的伙食有多么好。

政府不时感到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罗斯福征用了铁路，并给铁路主管穿上上校制服，只有这样才能让工程师们回到工作岗位。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史威尔·艾佛瑞因拒绝服从战争劳力局的一条命令，他被士兵们抬出办公室。［那个星期流传着一个笑话：“你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新产品目录上写的什么吗？‘谁的命令（“订单”双关语）我们都听。’”］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专员保罗·麦克纳特将60万底特律工匠、11万商船海员和150万飞机制造场工人“冻结”在西海岸。

1942年，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轴心国摧毁了1664艘盟军船只，总排水量超过779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计算过，如果他的“狼群”战术能够平均每月击沉70万吨，那么英国将物资枯竭。他的计算十分准确。起初的胜利让他满心欢喜，他想把所有的德国U型潜艇都派往美国海域。如果真是这样，战争的走向将大不相同，其后果不堪设想，但希特勒束缚了邓尼茨的手脚。希特勒凭直觉展开了另一个攻势——挪威。他强调说，这个地区将决定战争的命运。挪威？邓尼茨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话。他展开一幅地图，给希特勒解释，只有12艘潜艇埋伏在美国海域，但几星期之内就击沉了近50万吨的货轮，其中57%是油轮。希特勒一脸不屑，看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又重复了一遍：“挪威。”就这样，德军剩余的潜艇全都部署在了那里，而这正是盟军想看到的。

当然，盟军并不知道德军如何排兵布阵。大西洋的威胁远没有结束。德国每星期都有新制造的潜艇下水，盟军被击沉船只的总量也在不断攀升。英国处境艰难。美国告诉他们要坚定信心。如果说打赢大西洋战争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建造比潜艇更多的船只。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亨利·J·凯泽出现在了美国的历史舞台上。年近60的他是一位非常有进取心的实业家。凯泽在建造博尔德大坝、大古力水坝、邦威水坝、沙斯塔大坝和旧金山–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扮演关键角色。1942年3月，他收购了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造船厂，正引进革新性技术，采用预先制造的模块组装生产船只，这种方式可以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生产。

凯泽在工业上取得的成功使其成为传奇。以前，从打龙骨到最终交付，造一艘船需耗时超过200天。凯泽把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缩短到40天。当年9月，也就是开战后第10个月，他的工厂打好龙骨后24天就制造出了自由级万吨货轮“约翰·菲奇”号，这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当时，大西洋航行着100艘他生产的船只。那还只是个开始。到1944年，他的船厂每星期都有一艘护航舰下水，他和他的造船同行们17天内就生产出了整支货运船队。1945年的前212天里，他生产了247艘船，平均每天超过一艘。但他早已经把目光转移到其他方面，他向华盛顿表示，如果他能生产自由级货轮，为什么不能生产运输机呢？此言论一出，他立刻就被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包围，告诉他这不可能。然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他的人生。这次他找到了一个搭档——霍华德·休斯。此人与凯泽的经历极为相似，而且还创造过一些关于飞行的世界纪录。1942年年末，他们达成协议：两人投资各占一半，利润也对半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助神佑之人，很快名声大噪，他们应当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为人们所铭记。数千名兢兢业业的高管、上百万名辛勤工作的工人、一些技术娴熟的退伍军人和一些年轻的家庭主妇，一起完成了生产奇迹。美国的资源和自由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天威、墨索里尼的雄辩、阿尔伯特·斯佩尔的生产天才都无法比拟的。对于在超音速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一些“二战”时期的奇迹看起来稀松平常。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航空设计师可能会认为B–17轰炸机技术陈旧，就像“一战”时的斯帕德战斗机或德哈维兰虎蛾机一样。但在20世纪40年代，B–17轰炸机是技术上的突破，它的诞生正当其时。时间的流逝可以让25年前“二战”中生产的武器过时，却无法抹去当年奋战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们的功劳，他们与克虏伯、菲亚特、三菱工厂里的工人竞争，并最终战胜了那里同样努力的工人。

从整体上了解美国军事生产，需要注意的是：1940年5月10日，德军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时，发动的闪电战动用了3034架飞机、2580辆坦克、10000门大炮以及4000辆卡车。但在法国沦陷之后的5年里，美国制造出：

在1943年年底的德黑兰，斯大林举杯祝酒：“敬美国生产力。没有他们，这场战争早已失败。”12年前，美国政府还给时任总司令的主要副官（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发放有轨电车乘车券。1938年，乔治·C·马歇尔将军还证实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抵御敌人入侵。1941年8月，希特勒跟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来自贪婪的商业活动”。他应该仔细阅读“一战”时上一届总理所写的文章。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保罗·冯·兴登堡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的战争生产：“他们懂战争。”

但他们不懂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州对待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只能被认为是美国的耻辱。那些喜欢给公众人物贴上标签的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种族压迫并非从右翼开始。根据自由派的教条，右翼分子中总是潜伏着种族主义者。鼓吹和执行种族压迫的，正是那些因自由和没有偏见而著称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艾毕·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中有一人请求宽大处理日本移民，他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且获得埃德加·胡佛的支持。一个参议员站出来抗议，他就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12.5万名受到迫害的移民中，大部分都已加入美国籍（如果不是带有歧视性质的移民法，他们全都会加入美国籍），许多人的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对他们的迫害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是盟国的共同准则，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完全背离了整个国家为之奋斗的原则。

珍珠港被偷袭之后，日裔美国人就遭到骚扰。1942年日军一连串的胜利让美国白人产生了盲目寻求复仇的心理——人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如果纽伦堡审判时，法官们裁决战争狂热可以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这种说法或许还有些说服力。如果说纳粹因种族问题而惩罚民众，那么美国人也这样做了。可以肯定的是，日裔美国人没有遭到拷打、毒气和焚尸炉，也没有人在他们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确对他们施加了暴行。这种行为在当时没有受到质疑，但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为什么西海岸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尤其严重，这令人费解。在夏威夷，东方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要高得多，那里的军队行动迅速而且合理。日裔领袖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几个嫌疑犯受到审讯。没人指责当局种族歧视，甚至连这方面的谣言都没有。但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一代”（第一代日裔美国人）和“二代”（一世的子女）只占总人口的1%，但麻烦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地的警长和检察官一起，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一代”和“二代”被开除公职，他们的律师资格证和行医证被吊销，一些社区禁止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买卖，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被禁止其渔船出海。州检察长沃伦继续使用他令人费解的推理——说国内没有日本人搞破坏，正说明日本人的阴谋是多么险恶（这种方式在他当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被人们反过来利用对付他）。他进一步通知华盛顿：“本州司法官员一致认为，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危险。”

政府官员发起了反“黄祸”的运动，再加上媒体煽风点火，这场仇恨运动愈演愈烈。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家报业集团专栏作家写道：“为什么要对日本佬这么好？他们占了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队时站在你前面，他们在公交车和电车上有座位。让他们受苦、挨饿吧，谁反抗，就让谁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他主张把所有日裔美国人赶到美国内陆去——所有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和老人，一个不留。他还说：“我说的内陆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统统赶到荒凉贫瘠的内陆地区。”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被监视，“管它什么人身保护法，应该先消除隐患”。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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