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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力因素法则
《芝麻街》、《蓝狗线索》和教育“病毒”
要想把电视节目的教育意义和广告的价值传播开来,就必须使之产生附着力。在适当情况下,总是存在一种简单的信息包装方法,使信息变得令人难以抗拒。
《芝麻街》的创意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电视制片人琼·甘茨·库尼决定发起一场流行潮。她的目标是3岁至5岁的儿童,她使用的传播媒介是电视,想要传播的“病毒”是读书识字。她的电视节目每周播放5次,每次1个小时。她认为,如果这档每天1个小时的节目足具传播力,它就能起教育引爆点的作用:那些观看电视节目的观众能把学习的重要价值传播给没有看到节目的人,从而感染众多儿童和家长,并在节目结束之后长时间地影响儿童。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该节目能在他们踏入小学校门之前就助其一臂之力。库尼很可能没有使用过这些概念,她也没有这样来描述自己的目的。但在实质上,她就是想创造一种学习热潮,以表示她对当时社会的贫困现象和普遍文盲问题的不满。她把自己的想法称为“芝麻街”。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思想。电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信息传播给许多人,娱乐大众,让人眼花缭乱,但电视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媒介。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杰拉尔德·莱塞曾与库尼一同创办《芝麻街》节目,他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他首次应邀加入这个项目时,他还心存疑虑:“我始终致力于研究如何使教学方法与自己所掌握的儿童情况相配。我们得努力去发现孩子的长处,才能打动他们;努力理解孩子的弱点,才能避免触及这些弱点。然后,我们才能教育好孩子……电视可没有这种潜力,电视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良好的教学需要师生间的互动,这牵涉到学生个体,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要对孩子有所回应。但电视只是一个会说话的盒子。实验表明,要求孩子们读一段文字,并就这段文字对他们进行测试,与要求孩子们观看同一内容的录像带后对他们进行测试相比,前者的测试得分更高。教育专家因此认为电视“降低了参与度”。电视就像一种常规感冒,在人群中像闪电一般一闪而过,只能造成个别人吸鼻子,一天过后症状就马上消失了。
但是库尼、莱塞及另一个伙伴——纽约马克尔基金会的劳埃德·莫里塞特,仍然决定尝试一把。他们招募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富有创造力且绝顶聪明的人才。他们借用了电视商业广告的技术来教儿童学习数字,并利用周六早上电视动画片里现成的动画内容教儿童学习英文字母。他们请来文艺界的名人在喜剧中唱歌、跳舞,或领衔主演一些喜剧小品,这些儿童教育喜剧弘扬合作精神,深刻体现儿童自己的情感世界。《芝麻街》设定的目标比任何儿童节目都高,付出的努力也比其他儿童节目都大,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切努力竟然奏效了。实际上,每次在检查该电视节目的教育价值时——《芝麻街》所受到的教育效果检查比历史上任何儿童节目都更加严格——结果都证明它的确提高了小观众的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实际上,每次《芝麻街》的教育价值都是经过检验的(该节目受到的学术审查比美国历史上任何电视节目都多),事实证明,它的确可以提高观众的阅读和学习能力。最近,马萨诸塞大学和堪萨斯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重新联系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追踪的近600名儿童,现在这些孩子都在上高中,但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四五岁时特别喜欢看《芝麻街》的孩子,如今在学校里的表现仍然比那些没有看过《芝麻街》的孩子好。即使控制了父母的学历、家庭规模和学前词汇水平等变量,比起没有看过该节目或看的时长较短的孩子,看过该节目的孩子的高中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也更好,而且他们倾向于利用休闲时间进行阅读。根据这项研究,每周多观看《芝麻街》1个小时,高中的平均绩点就会提高0.052,这意味着,一个在5岁时每周观看《芝麻街》5个小时的孩子,其绩点平均比从未观看过该节目的背景相似的孩子高约0.25。不知为何,一档最多被收看两三年的时长为1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在12~15年后仍然在产生影响。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和堪萨斯大学(劳伦斯校区)的“再接触”(Recontact)项目在“幼儿媒体使用对青少年成就的影响”中对该研究进行了总结(1995年)。另请参阅JohnC.WrightandAlethaC.Huston,“EffectsofeducationalTVviewingoflowerinepreschoolersonacademicskills,schoolreadiness,andschooladjustmentonetothreeyearslater,”AReporttoChildrensTelevisionWorkshop,UniversityofKansas(1995)。)该节目成功地将其具有感染力的信息传播给按时收看节目的观众,以及观众以外的千家万户,尽管没有几个教育家和儿童心理学家愿意相信这一点。《芝麻街》的创始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的创作经过是引爆点的第二个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的有力体现。他们发现,在把观念展示给学龄前儿童的过程中,做一些细微但非常关键的调整,就能克服将电视作为教学工具使用时存在的弱点,且能使电视上的内容变得令人难忘。《芝麻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掌握了使电视节目产生附着力的秘诀。
直销员旺德曼的金盒子
我在前一章里谈到了个别人物法则,该法则认为,发起流行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信息传播者的性格特点。一双鞋、一个紧急情报、一种传染病或者一部新电影,都可能仅仅因为其与某个特别人物的关联而变得极具传染力。但在所有那些实例中,我都把消息视为本身就能传播的东西。保罗·里维尔发起了一场口头信息传播浪潮,他使用的那句话是“英国人就要来了”。如果他那次骑马夜行是为了告诉人们他正在降价出售自己银器店里的白镴杯,那么不管他多么富有个人魅力,他也不可能把马萨诸塞州的乡村地区都动员起来。
同样地,罗杰·霍肖把女儿带他就餐的餐馆的信息用电子邮件告诉自己所有的朋友,这是发起口头信息传播浪潮的第一步。但显然,要使这种传播浪潮真的流行开来,那家餐馆本身必须保持良好的食物质量和服务质量,它还必须给前来就餐的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流行潮中,信息传播者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些特殊的信息传播者才能让消息传播开来,但同时,信息的内容本身也非常重要。一则信息成功的具体因素就在于其“附着力”,一则信息——或一种食物、一部电影、一款产品——是否令人难忘?它本身是否能促成变化,激发人们采取行动?
附着力听起来好像应该直截了当。我们大多数人会为了让听众记住自己的讲话内容而加强讲话的语气,我们会提高声音,或者重复讲话内容。销售人员的做法也是如此。在广告行业里有这样一句箴言:任何人至少要看过某一广告6遍,才能记住其内容。这句话对可口可乐公司和耐克公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家公司都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市场营销,也支付得起所有媒体上的广告和对自家品牌的报道等的费用。但对于想要凭着有限的预算额,以及电视上1个小时的节目量就发起读书学习潮的这群人来说,这种传播方法就失去了作用。要想使事物具有附着力,是否还存在其他更微妙、更容易的办法呢?
我们来看一看直销领域的做法。一些公司付费让杂志社为其刊登广告,或者直接邮寄附带优惠券的邮件,希望读者剪下来,并附上对产品的反馈意见寄回公司。让消费者知道产品信息并不是直销的困难所在,其困难在于让消费者花时间去读广告,记住广告,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为了弄清楚哪些广告的效果最好,直销业务员需要进行广泛的试销活动。他们可能会把同一则广告制作成十几个不同的版本,然后在十几座不同的城市同时进行宣传,再比较这些城市对不同广告版本所做出的反应。传统广告商对于一则广告是否能成功事先就有一定把握,这涉及幽默感、色彩斑斓的画面和名人对产品的赞誉。相比之下,直销业务员没有这类事先概念,因为邮寄回来的优惠券数量或对电视广告做出回应而拨打800电话进行订购的人数,能给他们一个客观的、真实的效果衡量标准。在广告领域,直销业务员对广告的附着力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一些关于如何使产品深入消费者内心的最为诱人的结论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
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位传奇式的直销业务员,名叫莱斯特·旺德曼。他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这一客户向麦迪逊大街的麦肯广告公司发难。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过去是——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购公司之一,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旺德曼一直负责其广告宣传业务。然而,哥伦比亚公司后来决定聘用麦肯公司来为其制作一系列电视商业广告,以配合旺德曼正在创作的直销印刷广告。这些商业广告不是插播在夜间节目里的,也没有800免费电话,它们只是些标准化的电视画面,目的仅仅是唤起人们对产品的关注。旺德曼心里不是滋味,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他负责哥伦比亚公司的广告业务有20多年了,丝毫不愿意把任何一点儿业务拱手让给竞争对手。他也不相信麦肯的广告会给哥伦比亚公司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议进行一次试验。他说,哥伦比亚公司应该对他的公司在全美26个媒体市场的本地版《电视指南》(TVGuide)杂志和《大观》(Parade)杂志上为其刊登的广告进行全面补充,允许麦肯在其中13个市场上播送其“唤起关注”的电视商业广告,而在剩余的13个市场上,旺德曼将宣传他自己的一系列电视广告。谁设计的广告在当地《电视指南》杂志和《大观》杂志上的回应率增加得更多,谁就赢得所有的业务。哥伦比亚公司同意了,一周后,他们把结果制成了表格。旺德曼的市场回应率增加了80%,而麦肯只增加了19.5%。旺德曼大胜麦肯。
旺德曼取胜的关键在于他所谓的“猎宝法”(treasurehunt)。在《电视指南》杂志和《大观》杂志上的每一则广告里,他都让艺术总监在优惠购物单的一角放上了一个金色的小盒子图案。然后,他的公司在一系列电视广告词里告诉大家“金盒子的秘诀”。观众被告知,如果他们能够在自己买的那份《大观》和《电视指南》上找到金盒子,他们就可以通过写信免费获得哥伦比亚公司产品清单上的任意一张唱片。旺德曼总结说,那个金盒子就是触发器,它给了电视观众一个理由去寻找刊登在《电视指南》和《大观》上的广告。它也把哥伦比亚的电视广告和杂志广告连接起来了。旺德曼写道:“这个金盒子使得读者(观众)变成了互动广告体系中的一部分。观众已不仅仅是在充当观众的角色了,他们也成了参与者,就好像是在做一个游戏……可见,这项活动的效果有多么惊人。1977年,哥伦比亚公司在杂志上刊登的长期广告中,没有一则广告带来了实际效益。1978年,有了‘金盒子’电视广告的支持,每份杂志的广告都开始带来效益,这样的突然好转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该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所有的人都认为麦肯会在试验中获胜。金盒子这一想法听起来像是个馊主意。哥伦比亚公司开始也心存疑虑,旺德曼花了好几年才说服公司让他试一把。与此同时,麦肯公司是麦迪逊大街的后起之秀,以富有创造力和深谋远虑著称。麦肯在广告上所花的资金比旺德曼多4倍,他们不惜花钱购买黄金时段的广告位,而旺德曼的广告却都出现在凌晨时间。在上一章里,我谈到了流行潮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到信息的人数相关,按照这个标准,麦肯确实走在了别人的前面。麦肯在广告的所有重要方面的做法都是正确的,但它却没有想到最后那个小小的润色,即那个能使信息具有附着力的金盒子。
大家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能触发流行潮的想法或信息,就会发现,那些使之具有附着力的因素常常都是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像旺德曼的金盒子。想一想20世纪6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霍华德·莱文瑟做的恐惧实验。莱文瑟想要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说服一组耶鲁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去注射破伤风疫苗。他把这些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并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7页的小册子,上面解释了破伤风的各种危险性和打预防针的重要性,同时告诉大家,校医院卫生中心为感兴趣的同学免费注射破伤风疫苗。这些小册子有几种版本:有些学生拿到的是“高恐惧”版本,里面使用了夸张的文字来描述破伤风的症状,还配有一些彩色照片,照片上有个破伤风发病患儿,还有几个插着导尿管、鼻管,并带有气管切开术伤口的破伤风患者;在“低恐惧”版本里,描述破伤风危险性的文字语气非常克制,而且其中省去了照片。莱文瑟想看看不同的小册子对学生们如何看待破伤风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对他们去医院注射疫苗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
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后来,当这些学生收到一份问卷时,大家看上去对破伤风的危险性都已有了很好的了解。那些拿到高恐惧册子的学生会更加相信破伤风的危险性和注射疫苗的重要性,更有可能去接受疫苗注射。然而,当莱文瑟调查到底有多少学生真的去注射了疫苗时,这些差异都消失了。一个月后,几乎没有多少被试——仅有3%的人——真正去卫生中心接受疫苗注射。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学生竟然忘记了破伤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并没有采取相关的行动。可见,该实验没有产生附着力。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如果之前并不知道附着力因素的存在,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小册子上给学生们提供的解释一定有问题。人们可能会想,用吓唬学生的方法是否可行,是否忌讳破伤风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学生不愿意承认自己身处危险之中,或者也许是学生非常害怕医疗服务本身。不管怎么说,只有3%的学生做出反应,这一点表明,要达到目标,前面的路还很长。但附着力因素法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它表明,问题可能根本不在于人们对完整信息的理解,实验唯一需要的可能就是加入一个小金盒。果然,当莱文瑟重复这个实验时,他仅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就使疫苗接种率提高到了28%。他只是在小册子上附了一张校园地图,在校医院大楼处画了一个圈,并列出了接种疫苗的具体时间安排。
这项研究得出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有28%的学生去接受疫苗注射,而且高恐惧组和低恐惧组里去注射疫苗的人数相同。高恐惧册子的说服力尽管很大,却显然与目的不相干。学生们即便不看恐怖的照片,心里也明白破伤风的危害,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第二,有趣的是,作为高年级的学生,他们自然早已知道校医院的位置,而且毫无疑问,他们都去过好几次。而更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学生中是否有谁真的使用过这张地图。换句话说,发起预防破伤风流行潮所需要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新信息或额外信息,而是让学生们知道如何把预防破伤风一事合理安排到自己的生活里。增加一张地图和注射时间安排后,就把小册子从一堂抽象的健康危害课——这堂课与他们以前听到过的无数其他类似的理论课没有区别——变成了一个针对个人健康的实际建议。一旦建议变得实际而且符合个人需要,它就会变得令人难忘。
莱文瑟的恐惧实验和旺德曼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所做的工作,对于如何发起社会流行潮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生活在当下,大家都被淹没在求关注的人群之中。就在过去的10年间,电视网每小时用于插播广告的时间就从6分钟增加到了9分钟,而且这个时间每年还在继续增加。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动态公司估计,普通美国民众现在每天被254个商业广告包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数字增加了近25%。如今,互联网上建立了数百万个网站,有线电视通常能接收到50多个频道,你只要在书店里瞥一眼杂志内容,就会发现市面上每周每月都会涌现数以千计的充斥着各种广告和信息的杂志。
在广告业,这种信息过量现象被称为“信息混杂”问题,这种信息混杂现象使得任何一则信息都越来越难产生附着力。可口可乐公司耗资3300万美元才获得1992年奥运会的赞助权,但是,尽管公司大张旗鼓地进行促销,最终却只有12%的电视观众意识到可口可乐是当年奥运会的专用软饮料,另有5%的电视观众还错误地认为百事可乐公司才是当年奥运会真正的赞助商。根据一家广告研究公司所做的研究,在2.5分钟的商业广告时间段里,如果出现了至少4则持续15秒的不同广告,那么,任何一则15秒广告的效果都会降低到几乎为零,因为我们谁也记不住自己听到、看到、读到的大多数信息。信息时代使信息的附着力生效成了难题。但是,莱文瑟和旺德曼的例子表明,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些强化附着力和把附着力系统地注入信息的简单做法,这对推销员、教师和经理人来说显然非常重要。
要阐明加强附着力的巨大价值,也许没有什么比儿童教育节目——尤其是《芝麻街》和后来受到其启发而诞生的《蓝狗线索》节目的创办者付出的努力更能体现这一点了。
《芝麻街》的启示
《芝麻街》的最出名之处是它吸引来了几位富有创造力的天才,其中包括吉姆·亨森、乔·瑞普瑟和弗兰克·奥兹。这些人凭着直觉把握住了儿童的心理,他们就像电视节目领域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L.弗兰克·鲍姆或者苏斯博士。但如果你认为《芝麻街》是一个创办者在苦思冥想后灵光一闪而构想出来的节目,那你就错了。实际上,该节目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恰好与那种费力及刻意地设计制作产品的做法相反。《芝麻街》的创意只是围绕一个突破性的领悟:如果你能牢牢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那么你就能教育好他们。
这似乎是件显而易见的事,但其实不然。直到今天,有许多电视评论家都认为,电视的危害在于它能让人上瘾——儿童,甚至成人都会呆呆地、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看。根据这个观点,电视之所以能牢牢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是因为它展示给人们的形式特色,即暴力、强光、奇特的声音、快速的剪辑、画面的快速变焦、夸张的动作,以及其他所有与商业电视相关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看懂画面上的内容或吸收画面上的信息,也能继续观看。这正是在谈到电视的被动性时,许多人想表达的意思。大家如果被电视上的嗖嗖声和砰砰声吸引,就会接着往下看;如果感到厌倦了,就转移目光,或者换个频道。
然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早期电视研究者——尤其是马萨诸塞大学的丹尼尔·安德森却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学龄前儿童是如何看电视的。伊丽莎白·洛奇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一名心理学家,她解释道:“我们一般认为当儿童一坐下,注视着屏幕时,他们马上就会被吸引过去盯着看。但是,当我们开始仔细观察孩子们时,我们发现他们更多时候是简短地看一眼屏幕,还有一点差异是,孩子们并不只是坐下来一直注视着屏幕的,他们可以一心二用,而且会不时地随意转移注意力。让他们把目光转回屏幕的原因是可以预见的,这些原因绝对不是琐碎而不起眼的东西,不是强光一闪,也不是一个冲撞动作。”洛奇曾经对《芝麻街》里的一段情节重新做出修改,把一些重点场景的次序搅乱。如果孩子们仅仅是对闪烁的强光和冲撞动作感兴趣,那么这样的修改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节目中仍然保留了那些歌曲、木偶、鲜亮的色彩、动作及所有使《芝麻街》如此精彩的形式。但是,修改后的版本的确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孩子们再也不看了,如果他们弄不明白自己在看些什么,他们就不会往下看。
在另一个实验里,洛奇和丹尼尔·安德森给两组5岁儿童看了《芝麻街》里的一段故事,其中一组孩子被安排在一间地上摆满了有趣玩具的房间里。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那些待在没有玩具的房间里的孩子在大约87%的时间里都在看电视,而那些有玩具玩的孩子只看了节目47%的内容。这说明孩子们的注意力被玩具分散了。但是,他们在检查这两组孩子记住和理解了多少节目内容时,却发现两组得分完全相同。这个结果令两位研究员大吃一惊。他们认识到,儿童观看电视的方式比人们过去所想的情况更加复杂。他们写道:“我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有玩具玩的5岁儿童能够很有策略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即在玩玩具和观看电视之间分配注意力,这样他们就只需要观看节目中最有信息量的部分。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信息量与注意力集中时一样多。”
如果把玩具研究和搅乱场景研究这两项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关于儿童与电视的非常极端的结论。儿童看电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他们转移注意力不再看也不是因为感到厌倦。事实是,儿童看电视是因为他们看懂了节目内容,而转移注意力不再看是因为他们看不懂。如果你从事电视教育工作,这一点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孩子们是否从电视节目中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什么知识,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在看些什么内容。如果你想知道孩子们没有学到哪些知识,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不看哪些内容。学龄前儿童的看电视行为非常复杂,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来确定儿童节目的附着力何在。
率先研究《芝麻街》的是俄勒冈州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把电视用作教学工具是他研究的专业方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儿童电视工作室被创办出来时,帕尔默自然就成了该工作室的成员。他笑着说:“我可是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从事儿童电视教学研究的成员。”帕尔默接受的任务是:检查那些学术顾问设计出来的《芝麻街》教学大纲是否真的会受到观众的喜爱。这可是一项重要任务。参与《芝麻街》创作工作的人员说,如果没有爱德华·帕尔默,该节目的播放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季度。
帕尔默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运用了所谓的干扰物。他在电视监视器上播放《芝麻街》里的一个故事,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屏幕上播放幻灯片,并每隔7.5秒就换一张新幻灯片。帕尔默说:“我们使用了一套大家所能想象的花样最多的幻灯片,其中包括一个在马路上骑着车、胳膊向两边伸展的人,一幢高楼,一片漂浮在水波上的树叶,一道彩虹,一张显微镜下的照片,一幅埃舍尔的魔幻图画等等一切新奇的人物和事物。这正符合我的思路。”然后,帕尔默把一些学龄前儿童两两一组分批带入房间,给他们放映电视节目。帕尔默和他的助手坐在离孩子们不远的位置,拿着铅笔和纸,记录下孩子们观看《芝麻街》的时刻,以及他们对节目失去兴趣转头去看幻灯片的时刻。每换一张幻灯片,帕尔默和助手就重新标记一次,等到节目结束时,他们几乎是一秒一秒地记录下了短剧中那些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地方,以及那些没有引起观众注意的部分。这里的干扰物就像一台具有附着力的机器。
帕尔默说:“我们用尺寸比较大的绘图纸,这种纸有2英尺宽、3英尺长,然后我们把几张这样的纸粘在一起,把记录的数据(别忘了,我们每7.5秒记录一次数据,一集节目中一共记录了将近400个数据)用红线连接起来,这样,它看上去就好像是华尔街股票市场报告图。无论线条垂直落下还是逐渐向下倾斜,我们都会发出惊叹,自问这说明了什么。当线条出现在最上方时,我们会说,哦,这一段可真能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把干扰分数用百分制的形式制成了表格。有时候,分数竟能达到100%;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的平均得分大约是85%至90%。如果制作团队在场,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而如果平均得分在50%左右,他们就要回到绘图室接着忙了。”
帕尔默又测试了其他几部儿童电视节目,例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及《袋鼠船长》,他比较了这些节目中与《芝麻街》效果相同的部分。帕尔默把掌握到的所有情况都反馈给节目制作者和创作者,这样他们就能相应地对材料稍加调整。比如,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通常认为孩子们喜欢观看动物。帕尔默说:“制作团队往往喜欢绘制猫、食蚁兽或者水獭给孩子们看,并让它们活蹦乱跳,他们自认为那样很有趣。但我们的干扰物实验表明,每次出现这种画面,就好像出现了一颗炸弹,孩子们都躲着它。”
他们对《芝麻街》中的一个名叫阿尔法贝特的角色投入了大量精力,该角色的特点是满口双关语。帕尔默的研究却表明孩子们很讨厌他,之后这个角色就被取消了。干扰物数据图显示,《芝麻街》的每个情节最好都不要超过4分钟,3分钟可能是最佳的时间安排。在他的极力要求下,制作者们简化了对话语言,放弃了成人电视节目中使用的一些技术。
帕尔默说:“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学龄前儿童不喜欢成年角色相互争吵,也不喜欢两三个人同时说话。制作者们的创作直觉告诉他们,要用花里胡哨的东西渲染场景,这样似乎就是在告诉大家,故事非常扣人心弦。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看到这类场景后,孩子们的目光便会离开屏幕。他们从中获得的信息不是正在发生扣人心弦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令人不解的事情。接着,他们就失去了兴趣。”
“第3季或第4季节目播出之后,我发现,很少有某个故事的得分低于85%。我们几乎再也没有看到50%或60%的得分情况了。如果真的发现了,我们就会马上进行修改。你听说过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吗?我们就有一套机制能确定谁是适者,决定谁应该生存。”
但是,帕尔默关于干扰物的最重要的发现,实际上出现在《芝麻街》开始播放之前。莱塞还记得:“那是1969年夏,离开播日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决定竭尽全力拼一把。我们想制作5部完整的节目,每部1个小时,然后搬上电视,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一些情况。”为了验证节目的好坏,帕尔默把这些节目带到费城,用7月的第三周这整整一周来播放这些节目,一批批的观众都是来自费城60个不同家庭的学龄前儿童。那段时期非常艰苦,费城处于热浪之中,观看节目的孩子们可能会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就在同一周,“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可以理解,有些孩子更想观看那个历史时刻,而不是《芝麻街》。帕尔默的干扰物研究得出了最令人失望的结论。莱塞说:“这些研究结论几乎把我们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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