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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建立中国的西方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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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大到笔者难以承担的地步。

难以承担为什么还要来说？因为笔者骨鲠在喉，却一直等着别人来说，希图在一听之后，得大快一吐；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至今却仍未见到所盼的建议出现，故而不揣浅陋，抛出此砖。

或问，研究西方，在我国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至少在近半个世纪中，得到了很隆重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直到当前，我们不只是研究，而且写在了党章、宪法里面，这方面的学问，当今世界上，我国名列前茅，当无疑义。但作为一种指导我们的革命理论，我们历来所强调的，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强调实践的检验，又强调随时代而发展，所以，这一研究，到最后，也就逸出了“研究西方”的范畴，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不再把这一方面的研究纳入我们的议题。

又或问，远了不说，就说现在，我们有很不少的部门、专家、学者，包括我们大学里面正在学习的学生，不都在投入对西方的研究吗？而且分工相当细密，举凡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宗教、民俗、典籍、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国力、国情、军事、教育……乃至大众传媒，几乎是无所不至，鲜有空白，难道这些研究，都还不是“西方学”吗？

我说，还不是。

这些研究，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研究目的，是为了“知己知彼”，从而达到“西为中用”。我说，这很好，这样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其成为对西方研究中的主流，也属必然。

还有一些研究，是把西方完全作为一种需提防、排拒的东西，这样的研究，从八十年代以降，日渐式微，不过现在还有，我个人以为，作为一种研究的出发点，如所推出确属学术性成果，应让其有自己的园地。当然，如果化为一种政治性言行，导致对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否定，那就是极左，应予反对了。

另有一种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火炽，八十年代末发展到狂热的地步，就是把西方文明奉为圭臬，用西中对比，引出越来越沉重的民族反思，就思潮而论，确可名之为“全盘西化”。我个人以为，单作为一种研究角度，提出的如是学术性见解，亦无妨存在。

问题是，这样的研究，无论是全盘否定还是全盘肯定，或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都还不具有纯粹的“西方学”意义。这样的研究都还是太功利了。当然要有功利性的研究，但是不能只有功利性的研究。现在，到了创建纯粹的学术性的“西方学”的时候了！

西方人对东方、对我们中国的研究，何尝没有功利性的！他们那里，也有因为讨厌自己所在的西方，因而全盘肯定我们东方的学人，写出若干崇尚东方文明的著作的；也有因为讨厌我们东方的现状，因而全盘否定我们东方文明，乃至攻击到我们东方人民族性的；当然更有“两说着”，也对我们取精去粗的。

不过，在西方，确有一种相当纯粹的“东方学”。说它纯粹，并不是说这门学问的嘴里吐出的都是象牙，而是说，它至少有下列几个特点：

承认东方文明是他们不能包容的；

清醒地意识到东方文明对他们来说是“非我族类”，是一种异质的、具有“他性”的东西；

感到东方文明是神秘的，很难真正进入的；

必须耐心地、点点滴滴地、一步一个脚印地、遵守学术的全部“游戏规则”地，来做关于东方的学问；

这门学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弄懂东方”；

由细密的分支研究，逐渐整合为一个体系。

这种“东方学”，你可以戳穿它——到头来，还是要进入功利层次的，否则，研究经费从何而来？政府也好，财团也好，无论打着什么基金会的牌子，他们之所以乐于往这种纯学术研究中投钱，当然有深意存焉；不过，那意确实可以埋得很深，所以，你可以在西方搞“东方学”的学者那里，看到很多这一类往往令你吃惊的论文题目：《中国的尺子》《汉语词汇里关于烹调的动词研究》《中国清代服饰与明代的区别》《痰盂与马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玻璃镜画》《当代中国人街头谈话时的常见身体距离和肢体语言》……

我们也必须在这样一些基点上来研究西方：

坦率地承认，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已成为强势文化，别的不说，仅举一例：奥林匹克运动，是西方人发明的，并浸透着西方文化的汁水，可是现在似乎已成了全世界无论东西南北、人皆接受的一种共享文化；我们并不是因为西方文化如此强势，心理不平衡，才单把它挑出来，加以检验，我们是要深入地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西方文化走到了这一步？“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尽管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穿西装，吃面包，喝咖啡，看电视，坐汽车，乘飞机，打电话，用电脑……但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仍是我们包容不进的一种异物，那不是一般的“彼”，而是具有厚重浓酽“他性”的东西。

西方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不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动不动概括为“神秘”；但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的确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王蒙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在美国，到银行开一个、销一个信用卡户头，都是免费的，但用旧卡换一张新卡，却要收五美元；中国人去了，就觉得奇怪，问：我销一张旧卡，再开一张新卡，跟换一张旧卡，不是一样的效果吗？为什么换卡就要交你五美元呢？我本来是要换，现在不换了，请给我销一个开一个！美国人听了却更感到奇怪，说从没有美国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最后他们代付五美元，给要换卡的中国人换了卡。在这个例子里，中国人美国人都无所谓对错，却体现出全然不同的文化心理。怎么回事儿？难道不值得研究吗？

所以要有“西方学”，其学术目的，首先是“弄懂西方”。

研究“西方学”，用什么方法？

全盘采用中国的“国学”方法？显然不行。

用西方近些年直到最近涌现的那些方法，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于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也炒得很热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新批评”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西方学”的学术架构，显然也不行。就好比一个人自己的脏器是不能用来“移植”于自己一样。

必须有人站出来，创立一种中国式的，又是全新的方法，来竖起中国“西方学”的大旗。有一个人也好。当然，多几个人，多几种方法更好。能涌现出不少人，使出不少的招数就更好了——倒也不一定非“百家争鸣”，可以“百家自鸣”；西方搞解构主义的就不一定去和搞后殖民主义的争鸣，在我们看来，不是他们的相互攻讦，而是他们的自盘炉灶自得其乐，整合成了当代西方的一种学术奇观。

我们这些年常用“走向世界”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向西方”的意思。以文学界的情况而言，“走向世界”的标志是：作品翻译为西方语言，受到西方汉学家重视，被西方的“名人录”列为词条，被人提名去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邀请到西方访问……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则是作品被纳入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范畴，与福克纳、马尔克斯、赫尔博斯等相提并论，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则进入上述种种西方时髦理论的“语境”，搬用那种种“兵器”，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进行“泰西武术表演”。

这都是时势、世势所趋。不但无足怪讶，而且应该说还是有趣的、有益的。我自己就跻身于上面的“走向”之中，对于“泰西武术表演”，我更是兴致勃勃的看客。

不过，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走向”，也许个别人能以侥幸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作家，又尤其是用中国方块字写比如说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批评家，都是几乎没有那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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