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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中国的火药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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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纪这个尺度上，世界上有两种军队能打仗，一种是军纪严明的，一种是军纪不严匪气很足，但凝聚力很强的。显然，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吴佩孚，追求的是第一种。

晚清以来，湖南在中国的名头很响。自湘军兴，帮助清廷守住了江山，清朝的中兴名臣，排在最前面的四个，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出自湖南。外面的人说，无湘不成军。湖南人自己说，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中国有湖南，中国就不会亡。然而，在20世纪头20年，湖南却是中国的一个最危险的火药桶，南边北边打仗，湖南是战区。

但是这个火药桶，却给了吴佩孚一个最大的机会。

本来，吴佩孚一口气冲到衡阳，剽悍的桂军退回了老家。湘军被打散了，幸亏师长赵恒惕，收集散兵游勇，凝聚力量，总算为湘军保留了一点元气。在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因前方的败绩而出现分裂，西南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原本就不太买孙中山这个非常大总统的账。此时则策动一部分非常国会的议员，将军政府改成总裁制，总裁设有七人之多。而孙中山则由原来的非常大总统，变成毫无权力的七总裁之一。而且新的军政府，不断向冯国璋献媚，公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逼得孙中山愤愤地发表武人之争雄“南北皆一丘之貉”的宣言，下野回到上海。

这样，最令北京政府头痛的孙中山，似乎已经被了结了。武力统一的胜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据陶菊隐先生说，刚刚拿下衡阳的时候，吴佩孚还踌躇满志，胜利在望。写了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句道：“元首余威加海内，偏师直捣下衡阳。寄汝征南诸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这里的元首，到底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说不太清楚。但无论指谁，此时的吴佩孚，还是在为元首分忧。也就是说，刚刚占领衡阳的吴佩孚，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无不满。作为此番南征唯一的常胜将军，这时，还做着建功立业的梦。

然而，一只脚踏在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按兵不动了。或者说，此公的梦忽然醒了。因为北京政府发表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下子给吴佩孚的刺激可不小。张敬尧在北洋系资历比他深，但却一向为他所看不起。当年在四川抵御护国军，吴佩孚就见识过此人的无能。此番南征，张敬尧又是以优势兵力，屡战屡败。如果不是他加入战阵，湖南的战局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可是，打赢了，桃子却给了这个草包。吴佩孚是个自负而又刚愎的人，根本受不了这个气。

于是，这位南征的先锋，放下他元首的大业，开始学湘军名将彭玉麟寻访梅花，跟当地士绅诗酒唱和。第一件要务，居然是跟湘军建立联系，释出善意，免得擦枪走火。一句话，吴佩孚不想打了。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之间要想建立联系，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在很多情况下，即便双方正在交战，双方的代表也会在上海或者汉口的租界里把酒言欢。今天开战，明天兴许就是盟友。当时南北交战，但西南军阀跟皖系军阀之间，照样存在着正式的联系。双方的代表，在一起喝酒打牌，无所不为。吴佩孚作为前方的一个师长，不算是交战中的一方，没有跟对方接触的正式代表。但要想建立联系，找个把双方都熟的人，却也易如反掌。

一个说法是，吴佩孚托人找到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好朋友童锡梁，从长沙来到衡阳，托他带话给谭、赵，表达休战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是，吴佩孚派后来成为他第一号谋士的白坚武来到湖南永州，谭延闿的驻扎地，“暗示吴将按兵不进”。然后谭延闿派萧仲祁回访，据说吴佩孚“接待颇殷，饮酒和诗，意气殊洽”。交战的双方接上了头，休战就休得比较踏实了。一来二去，双方的主帅也见了面，吴佩孚就是在这个时候，跟湘军实际的统帅赵恒惕订交。赵恒惕也是湘军中一员很有本事，更有见识的战将，吴佩孚钦佩他居然以数千收拢来的散兵，打败了张怀芝一个主力师。双方惺惺惜惺惺，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两人生命结束。吴佩孚年谱的作者，对吴佩孚休战罢兵，跟南方合作这件事，描述得很有戏剧性：1918年“端午节前夕，接段祺瑞急电，饬进攻两广，并允以广东督军为酬，先生（指吴佩孚——笔者注）批一‘阅’字，明日邀全军团以上军官与湘军各将领驻衡代表高会饮酒，众大惊诧”。

吴佩孚按兵不动，急坏了段祺瑞和徐树铮。一面给了吴佩孚一个“孚威将军”的头衔（这个头衔，级别跟督军同，意味着从此而后，吴佩孚和张敬尧平起平坐了）；一面由徐树铮亲自出马，亲临衡阳前线，指望靠他的三寸舌，说服吴佩孚继续南下。“孚威将军”这类头衔，在级别上虽然跟督军一样，但属于空头衔。当然，这种头衔给一个下野的将军，还是给一个实权的师长，意义是有所不同，但毕竟跟一省督军不能比。此时这种迟到的安慰奖，对吴佩孚根本是没有用的。时人有评论曰：

吴氏为识时之俊杰，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张，岂区区之虚荣，遂足以使之入于彀中哉！

不过，亲到衡阳劝驾的徐树铮，却以为自己的一番口舌功夫，已经打动了吴佩孚，大功告成。因为在劝说吴佩孚的同时，他以奉军副总司令的名义，调来了三个师的奉军，开到湘东，大兵压境。一向自以为智谋过人的小徐，一厢情愿地认为，前有高官厚禄为引诱，后有虎狼之师督战，不愁吴佩孚不就范。安排停当，徐树铮给段祺瑞发了个电报，老段接报大喜，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电，极尽笼络之意，开了总理给一个师长直接联系的先例。亲政府的《公言报》，也忙不迭地发表社论，批驳吴佩孚屯兵不前，是因为没有得到湘督，而心怀不满的言论。说是张敬尧做湖南督军，本出于曹锟的“推举”。因此，所谓曹锟、吴佩孚的不满，无非是谣言：“今吴氏奋斗如故，曹氏督率如故，则与中央发生意见，自非事实。”

没想到，几乎在顷刻之间，吴佩孚就给《公言报》一记耳光。他到了衡阳，按兵不动，并没有“奋斗如故”。小徐和老段的如意算盘，全都落了空。最糟的是，连已经向南开拔的奉军，也变了卦。原本小徐能调动奉军，是因为在北军发动第二波攻势之前，他策划，让奉军从秦皇岛劫走了足以装备三个师的军火，这些军火原本是北京政府以参战名义从日本订购的，小部分应该拨归山西、陕西，大部分归陆军部统一调配。有种说法是，可能会拨给江苏督军李纯。徐树铮为了拉拢奉系，不惜破坏规矩，把军火物资违规给了奉系。在他看来，为了能调动奉军南下参战，必须出点血。下这招狠棋，他连段祺瑞都瞒着，老段知道真相后，也无可奈何。而小徐因此，得到了张作霖奉送的奉军副总司令作为回报。徐树铮也就大着胆子，调动奉军三个师南下。

不过，小徐忘了，作为军阀，土地和军队是命根子。如果这仗在华北打，有扩展疆土的可能，张作霖兴许还会同意。张作霖显然不可能喜欢自己的部队跨越数千里之遥，跑到湖南去打仗。这种打法，纯属于为他人作嫁衣，自己损兵折将，得不到半点好处。因此，南下入湘的奉军，到底能不能真的投入战斗，其实还很难说呢。

接下来又传出徐树铮侵吞了奉军140余万军费的消息。这笔钱，明显是从西原借款中拨出来的。到底该不该给奉军，其实也不一定。但是有此一说，张作霖就可以拿着说事。不久，就借故把已经开到湖南的奉军调了回去。从此，此前一向跟着段祺瑞走的张作霖，跟皖系有了裂痕。

更可悲的是，与此同时，吴佩孚并没有被小徐说动一丝一毫。他有他的主意。吃败仗的张敬尧做了湖南督军，这一件事，就已经让吴佩孚看透了老段、小徐这些人不仅不足以成事，而且赏罚不明。断然不可能再为他们火中取栗，南下两广，但掉头北上回家，暂时也不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练兵扩军。一向目空一切的吴佩孚，根本没把进入湘东的奉军当回事。

吴佩孚是军阀之林的后起之秀，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得有实力。比起同辈的小旅长冯玉祥来，吴佩孚获取出头的实力，不仅有外面的阻碍，还有内部的阻力。冯玉祥虽然也是个小旅长，却是独当一面，上面没有直接管他的人，而吴佩孚的上面有个曹锟，虽说曹锟在湖南战事发生之前，已经让他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但其中的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还是曹锟的旧人，资格比他还老。说明曹锟还不想让他完全说了算。让曹锟彻底放手，只有战争，开战之日，就是曹锟这个憨蛋放权之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吴佩孚乐意打这场仗的缘由。打起来，一切就得服从战事的需要。果然，通过指挥作战，吴佩孚成功地让曹锟同意换掉了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整个第三师，都变成了他的人。

但一个第三师，远远不能满足吴佩孚的胃口，他还要扩军。在湘南期间，不仅手下的第三师和四个刚编成不久的混成旅（有一个混成旅旅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镁，留在直隶）人员得了补充，而且又编了四个补充旅，达到近三万人枪。实际上，比别的省份一个督军所能控制的武力还要庞大。关键是，这些人马都听他的。

按军阀的惯例，部下一旦坐大，就会反叛主公，自立为王。但是，吴佩孚不打算这样做，他不是一个满足于据地自雄的军阀，他有天下之志。为了这个目的，他有野心，重建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礼崩乐坏的道德价值。那种架空乃至反叛上司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给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个学样的典范，他要跳出这个“冤冤相报”的循环，开辟一个新局面。因此，他架空了曹锟，却坚定地表示忠于曹锟。

扩军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当时的军阀，养兵大多靠自己盘踞的地盘，有时也可以从北京政府那里要几文。只要北京政府需要他们行动，就得出钱。此番“武力统一”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按理，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有中央之名，但其实财力不及一个富的地方军阀。最主要的收入，关税和盐税已经专门划出支付庚子赔款。田赋自然是各个地方军阀自己收，一毫也不会上缴。除了北京的捐税和几条铁路的收入，主要靠扣除当年庚子赔款的关税和盐税的余额，所谓关余和盐余来维持。实在有大项开支，就得发行公债，但公债老是不还，后来也就没法再发。

但是，我们知道，在皖系当家的这段时间，公债还能发下去。而且日本给了西原借款，正因为有了这大笔的借款，老段才有本钱“武力统一”。所有前线的军队，也就有了向中央要钱的借口。据统计，在对南方作战战事最激烈的1918年这一年，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达到2.03亿元。这些钱，应该说除去中饱、克扣，大部分都奔了湖南前线。当然，老段的亲信将领，张敬尧和张怀芝这些人，肯定要拿得多一点。但对“作战有功”的曹锟、吴佩孚，也得给一些。同在湖南的冯玉祥，据说只能领到该领数额的40%。也许最前线的吴佩孚会多一点，但肯定不会足额，否则曹锟和吴佩孚不会总是理由充足地函电交加地向中央索饷。

吴佩孚扩军练兵的经费，一部分当然来自北京政府的拨款，只要老段和小徐还幻想着吴佩孚为他们打先锋，钱或多或少总会来的。还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的赋税，占了衡阳，衡阳周围的地盘就理所当然由吴佩孚做主。第三部分来自于西南方面，主要是广西陆荣廷的补助。尽管吴佩孚自己不想打，但西南方面为了更加保险，乐意出血，当然吴佩孚也就笑纳了。

当时的多数军阀拼命敛钱，除了用来养兵，多半都汇往租界，存在外国银行，或者开办产业。一旦下野，就躲到租界里做寓公，几辈子吃不完。连吴佩孚的主公曹锟，都是这样一个人。最无耻的像张敬尧，连自己手下的兵都养得半死不活，有了钱，自己和自己几个兄弟却都私吞，汇往租界。让自己手下的兵，自行“打谷草”，靠劫掠为生。

但吴佩孚不这样，他也爱财，但弄来的钱，都用来养兵、扩军、练兵。自己不畜私产，也不允许自己的部下这么干，当时军阀圈里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和他的部下没有钱。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武器弹药，用来养兵。相对而言，吴佩孚养兵，用的钱要比别人少，他的部下，穿的都很差，吃的也简单。后来直皖开战，媒体报道，说皖军吃的是筵席，大鱼大肉，还加面包、汽水的早点，而直军吃的不过是馒头咸菜。吴部从军官到士兵，都很简朴，而且很少见有“喝兵血”的现象。张发奎回忆，当年他在粤军做小军官的时候，部队军官要扣10%～20%的薪饷，士兵不扣。但实际上，士兵每月能领到几毛钱的伙食尾子就不错了，各级军官，都吃空额，而且克扣士兵的薪饷。其他的军阀也类似，奉军士兵，在开拔的时候会发双饷16元，但到士兵手里，仅仅剩下6元。在吴佩孚的部队，这种事不被允许。他的军官和士兵也没什么钱，但省下来的薪饷，没有进军官的腰包，都用来购买武器了。这使得直军的武器，虽然比起用一色日式装备的参战军差些，但差距并不很大。德国制造的野炮山炮，马克沁机枪，都有，就是比参战军少点；汉阳造的步枪，虽说比不上日本的三八式，但也没差到哪儿去。

吴佩孚练兵也有一套，不仅练士兵的作战素养，而且着重约束士兵，严肃纪律。中国军队的纪律，传统就很糟。在明清两代，当兵的人有兵籍，属于准贱民，因此道德约束很差，打仗往往就是士兵发财的机会。所以，民间之防官军，甚于防土匪，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民谣，并不是子虚乌有。自晚清以来编练的新式陆军，原本是打算矫正此弊的，但时间一长，故态复萌。北洋军的军纪，好评不多，而北洋军的第三师在北洋军中，有着民元北京兵变的坏名声，臭名在外。吴佩孚一主政第三师，就决心把名声挽回来。

在军纪这个尺度上，世界上有两种军队能打仗，一种是军纪严明的，一种是军纪不严匪气很足，但凝聚力很强的。显然，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吴佩孚，追求的是第一种。尽管进入湖南的北军名声很差，祸湘祸得全国舆论大哗，但吴佩孚的部队却保持了良好的声誉。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吴军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了一个水烟袋而被枪决，部队的驻地，还有人办喜事。说是匕鬯不惊也许有点夸张，但当地老百姓可以正常生活是可以肯定的。在湖南人编写的《湘灾纪略》里，对北军深恶痛绝，唯独对吴佩孚的部队大加褒奖。吴佩孚进驻衡阳后，有一阵传说吴部将要移防，闹得衡阳人心惶惶，吴佩孚不得不出告示，说明自己的部队不会走。

吴佩孚的这种独树一帜，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在那个时代，一个既能打仗，又善于治军，部队纪律良好的将领，实在是凤毛麟角。那年月，军人还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吸烟和赌博。吸烟吸的是大烟，当兵的人，有这口嗜好的，从军官到士兵都有。赌就更甚，从晚清到民国，士兵好赌成风，积重难返。但是，在吴佩孚那里，决无吸烟、赌博嗜好者的位置，只要发现，一律赶走。仅这一点，吴佩孚的军队就比那些动辄肩扛双枪（有烟枪）的军阀部队要强。

好名声的吴佩孚，不像同样爱惜羽毛的冯玉祥是个老粗，他是北洋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秀才功名的人。按陈独秀的说法，他是八股秀才，诗、文都行，不是后来的策论秀才。在衡阳期间，吴佩孚结识了后来成为他文胆的张其锽，一直到1927年吴佩孚失败逃亡，张其锽都一直跟着他，直到有一天遇到土匪袭击身亡。张其锽是湘桂知名的名士，诗文上佳，跟当时的湘军统帅谭延闿是进士同年兼好友，因参与谭、吴之间的联系，跟吴佩孚相见恨晚，遂入了吴的帐中。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吴佩孚一系列文采飞扬的通电，据说大多是张大名士的手笔。这些通电之所以一出来就天下传颂，跟张的生花妙笔不无关系。后来吴佩孚的帐下，不仅有张其锽，还有近代著名的诗人杨圻、杨云史。相传，杨云史做了吴佩孚的幕僚之后，给他夫人的信上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见当时文人对吴佩孚的欣赏。

在湘南，吴佩孚掌握了一支三万人枪的劲旅，也基本上搭起了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底。武将们虽然土了点，像他的谋士白坚武批评的那样，没有洋学生，但个个对他忠贞不贰。通过进军湖南，他得到了常胜将军和儒将两大头衔，一跃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旅长，变成尽人皆知的名将。在他成为中国第一人，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道路上，还缺一点道义的感召力。有幸的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了他这个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感觉特好的徐树铮，在游说完吴佩孚之后，回到北京，接着干了一件震动“北洋团体”的大事——擅自把北洋宿将陆建章给杀了。陆建章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属于北洋军草创时代的老班底，跟段祺瑞差不多的资历。在袁世凯时代，做过陕西督军，官拜上将。说起来，陆建章跟段祺瑞同为安徽人，又是同僚，但却一直不和，结怨甚深。后袁世凯时代，是段祺瑞的时代，段祺瑞也不思修补两人的关系。因此，陆建章一直赋闲，自然积怨更深，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办法给老段找点麻烦。恰好陆的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他提拔而且把内侄女也一并赏了的冯玉祥。冯玉祥的部队不多，但相当精干。上面但凡有点事，总是陆建章给他帮忙。所以，冯对陆言听计从。冯玉祥武穴主和，都传是他暗中鼓动的结果。仅此一点，在徐树铮看来，就有可杀之罪。

不过，北洋军人是讲辈分、讲资历，更讲脸面的。即使跟其他的军阀打仗，一般都会对对方的身家性命加以保全，更不会动战败者的家人和财产。更何况，此时北洋团体尚未破裂，陆建章无论多么可恶，毕竟是自家人。徐树铮一个北洋后辈，当时仅仅是挂名的奉军副总司令，官阶比陆还低，不经审判，甚至没有事先请示段祺瑞，把个前辈上将诱来，一枪送他去见袁世凯。别的不说，仅此一点，就犯了北洋团体的大忌，破坏了军阀们约定俗成的内部道德规范——无论有多大的敌意，一般不伤害对方的身家性命，除非战场相遇，子弹不长眼。这令圈内的很多人对小徐的心狠手辣，感到心寒。更不用说，此举彻底地伤了北洋的后起之秀冯玉祥。到后来，小徐失势之后，还就是因为这个被冯玉祥杀了。

小徐的权术，玩大了。这件事使得当时被逼无奈，事后追认枪杀陆建章事件的总统冯国璋深受刺激，以至于一有机会，就大呼和平，导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在整个情势上都成为不可能。甚至到了安福国会选出来的新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提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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