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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第2页）

抵制日货的另一面，是提倡国货，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为什么，工商界对抵制日货特别积极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怀有实业救国之志的企业家，还是只求牟利过活的商人，除了专做日货进口生意的人之外，对于提倡国货，都有很大的热情。那个时代，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国门洞开。庞大而贫弱的中国，在以工业化崛起的日本商品的冲击面前，没有招架之力，成了近邻日本的商品倾销地。便宜的日货，占据了中国日常消费品的绝大份额，将中国的民族资本压迫得很苦。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很难跟近在咫尺且资金、实力、技术条件都大大优于中国的日本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最大的获利者，其实是日本产业，使得日本资本得以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突飞猛进，变成压在中国工商界头上最大的一块石头，这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能够这样容易地在工商界引起共鸣的原因。当年北大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先生回忆说，在运动波及上海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给北大学生10万两银子，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捐了10多万巨款。但是都被学生退回了。这个举动就已经表明了工商界，尤其是那些处于跟日货竞争状态的资本家支持运动的态度。

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市场上，中国的国货很难跟日本货竞争。很多日用品，比如学生常用的脸盆、牙粉、墨水等，国产品牌很少，而且市场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货开始，学生要找国货的替代品，脸盆只能用手工生产的木盆或者铜盆。显然，“五四”抵货运动，给国货带来了一个机遇，通过这种全民性的基于道德的抵制运动，国货有了一丝喘息之机。

事实上，学生上街宣传抵货，同时也提倡市民购买国货，抵制日货和宣传国货的力度一样大。各地学生和商家联合组织“国货维持会”，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提倡国货。演讲，喊口号，贴标语，一面说提倡国货，一面说抵制日货。学生们经过调查，将日用国货产品的品牌开列出来，详细标明对应替代日货，印发给市民。比如国货仁丹替代日本的仁丹，国货三星牌牙粉替代日本的金刚石牙粉，等等。有的地方码头工人鼓动乘客坐中国船，不坐日本船。如果乘客听劝，则免费把行李带上船摆好，如果不听，“就把乘客的行李乱丢，口里还骂‘亡国奴’”。学生也来到码头上劝说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船，如果不听，就在人家衣服上盖上“亡国奴”的印记。

也有学生出面和工商界合作，直接上街推销国货。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整队游街，贩卖国货。一队军乐，一队童子军，一队为“贩卖队”，“其货如牙粉、仁丹、信纸、毛巾等类，极其充足，购者甚夥，一时应接不暇”。一些女校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背着国货上街发卖，“并随地演讲提倡国货以救危亡各情形，听者无不鼓掌。其货物价格较市面上为廉，如洋袜手巾等物，俱仅售铜元十余枚，故购者甚夥”。有的中学生组织的国货贩卖团，一边提篮卖货，一边散发国货货品单，像发广告一样。天津的小学生，组织救国团，也下设有“贩卖部”。天津十人团总部，也在张罗成立“国货公司”，分第一、第二、第三分公司，意欲让国货公司遍及国内。有这样热情而富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即营造出同仇敌忾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氛围。运动，对于中国本土的工商业者而言，简直是盛大的节日。

节日里的民族工商界，无疑是运动最大的赢家。日货的萎缩，则意味着国货的大卖。这期间，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商家兴高采烈买卖。一些新的企业计划，趁着运动的火热，纷纷出台。上海纺织业纷纷增加资本投入，添置机器。钟表业张罗建钟厂，爱华肥皂厂也扩大生产，增加资本。在天津，范竹斋等人筹办北洋第一商业纺织有限公司，另有20余家商号联合开办纺纱厂。大名县的国货维持会，也要组织“民利工厂”，专营织布业。一直以来中国的电器业都被日本垄断，上海有人趁此抵货之机，开办自己的电器厂，已经开始向美国订购机器。一向为日货占据市场的桑皮纸，也有商家打起了主意，准备自己开厂生产。宁波商人，当时算是中国工商界的翘楚，他们在抵货运动之后，办起了美球袜厂、翔熊软席厂、瑞成洋伞厂和民醒砂皮厂。

当然，也有人趁机发爱国财，上海大马路方九霞润记银楼发明“国耻金戒”，“一般热忱爱国者，咸乐为购买”。有个卖冰激凌的，在摊上挂白旗一面，“上书：‘冰冰冰！同胞快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大家罢市救学生，都要有齐心。醒醒醒！快快来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诸君吃了勿要学那五分钟热心。’”资料上没说生意怎样，估计跟银楼一样，大发市利。这样赶爱国的时髦，看着虽然有点别扭，但决不能说人家不符合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宗旨。

学生们在国货制造中，也试图一展身手，当时的出版物，就有介绍自行制造墨水的方法的。前面提到的黎东方，在五四运动期间，就自己买了原料，“如法炮制”，造出了紫色的墨水。可惜有沉淀，卖不出去。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办了爱国商行，自己用布和绸子缝制手绢、织线包、书包，还做伞，在手绢上还绣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可惜这样的学生手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抵货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日本人和日本产品的全面抵制。商家不进日货，不用日元交易，学生和市民不买日货，不乘日本轮船，码头工人不装卸日货，报纸不登日本广告，连黄包车夫，都拒绝拉日本人。这样全民的立体的抵制，对日本的对华贸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天津《益世报》转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消息，说自抵货发生以来，日本1919年5月的输华商品，较之平时已减去30%。由于大阪与中国关系最深，因此受影响最大。

《益世报》载上海海关1918年7月和1919年7月日货输入比较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输华商品，除了紫铜一项，其他都有幅度很大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幅度最大，降幅最小的是布，也有一半以上。其实日本伞下降幅度最为恐怖，从将近8万把降到了0。这跟各地纷纷抵货中，人们拿日本雨伞出气，拆毁而且再踏上一只脚的场景，遥相呼应。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写的《支那近代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里，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40%。走私的减少量，还没有计算在内。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报告里承认，出于运动的缘故，各业对日交易陷于停顿。金融业“对凡与日本有交易关系者，则不与之交易；正金与台湾两银行之纸币几乎完全不能流通，因之除极少数之外国商品或中国土产品外，对本邦商人之交易完全停顿；尤其报关运输行等，因排日关系，日本货品完全不能搬动。日清汽船、戴生昌以及满铁等轮船公司，自从19日中国报关业公会决议不在日本船只上载货以来，虽尚有若干乘客，中国人之货物已完全不交载运。日清汽船比平时减少三分之一，戴生昌减少四分之一，满铁减少三分之二，尤其如日清及戴生昌以长江或内河航路为其唯一生命而竞争又甚激烈之轮船公司，其受打击甚大，料不易恢复原状。……其他一般商店，除日本货商店及少数贩卖当地日本工厂制品者外，固然期货交易已不存在，即使已订契约之商品，亦不履行，交易成为完全停止状态”。

另据马寅初考察，“以1919年为例，日本日清汽船会社往来沪汉间所载之货量，4月份为555211吨，5月份降为2157吨，6月份为37吨，7月份为87吨，9月份99吨”。台湾老资格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开封的一个中学生，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抵货运动，在交通要路检查日货。他回忆说，眼见得，逐渐日货就没了，“而美英货却渐渐多了”。一位参加运动的云南人回忆说，1919年到1920年间，日本棉纱对云南的输入，少了“十分之九”。

但是，我查阅日本大藏省编辑的《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却发现，在抵货前的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日本对华贸易输出额为359，150，814元，输入额为281，707，333元。次年，其对华贸易输出额为447，049，000元，输入额为322，100，000元（单位为日元）。在抵货高潮中，日货输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抵货声浪中，显然有些不合情理。从前引史料看，不可能是抵货的有效性出了问题，只有一种可能，1919年正好是北京政府用日本贷款大规模购买日本军械的时候，应该是武器的输入，抵消了日常用品的减少。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在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日货倾销地的情况下，总体上由于中国人消费能力过低，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不怎么购买日用工业品，牙粉、洋瓷盆这样的东西，农民根本就不用，消费者仅限于城市里的学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所以，日本输华商品量虽然对于日本的某些城市而言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体贸易来说，尚非最主要的部分。1918年日本商品输出总量为1，962，100，668元（日元），对华输出为359，150，814元；1919年日本商品输出总量为2，098，872，617元，对华输出则为447，049，000元。中国市场固然对于日本很重要，但这块市场销量的减少，还不足以致日本于死地。所以说，通过抵货就可以让日本衰落的想法，显然并不现实。况且，当时中国农民消费洋货最大的部分，是购买机织棉纱，然后自己织布，但是日本纱厂很多却是在中国开办的。抵货运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农村，即使深入到了农村，想将日纱完全驱逐，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是“五四”这种持久而深入的抵货运动，抵货的效率，也是有限的。

抵制日货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难说。一方面，当时中国这样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的弱国，在一个正在走工业化上升路线的强邻压迫下，孱弱的民族工业，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事实上很难出头。明眼人都明白，仅仅靠市场的竞争，国货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跟日货匹敌的。抵货运动的初衷，是通过不买日货，削弱日本的实力，但最终却是落到振兴国货上。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中全民规模的抵货，给了民族工商业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里面应该有抵货运动一份功劳。“五四”的抵货运动，跟“五四”示威游行一样，从后来的结果看，不唯拉动了民族工业，而且的确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对于不久后的关税自主争取，也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但是，抵货毕竟伴随着暴力和强制，一种在爱国道德之上的暴力和强制，至少在抵货高潮的时候，非法地伤害了日货经销商和购买者的利益。这些人不仅物质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他们买卖日货，但也是正当的商人，被冠以“卖国贼”“奸商”“亡国奴”“冷血动物”加以羞辱，也是一种伤害。显然，这些人，即使贪图私利，也似乎没有多大罪过，跟卖国根本沾不上边。买卖日货，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仅仅是谋生的需要，不大可能有哪个人真的是出于日本的利益坚持买卖日货的。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征得他们的同意。

所以，问题就来了，一般的国民到底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害了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采用暴力和强制，全民性的抵货能否贯彻下去，又肯定会是个问题。就像西方工人罢工一样，如果不组织纠察队，强力阻止厂主从外地招工进厂，任何罢工都坚持不下去。

但是，不管怎样，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个人自由的旗帜，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面前，肯定是萎缩了，萎缩到连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在这个意义上，从新文化运动走到“五四”街头抗议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来主张的反面。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对于抵货的意见。当时，严复的儿子严琥正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也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严复闻讯，去信责备。信的最后有几句话，很有点意思：“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同，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是啊，在爱国的大帽子下面，有谁还敢提出异议呢？没有异议，自由将如何安放呢？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两难之局。之所以有这个难局，关键在于当时特殊的情势——国家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市场变成了日货的倾销地；而中国的政府，没有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民众自行设法。演变成这样一种局面，事实上对于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当时，要想根本禁绝日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日本产的日用消费品销量不大的地方，抵货运动的阻力反而越大。因为在没有相应便宜的国货替代的情况下，抵制日货的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费。

一位当时在山东诸城就读的小学生回忆说，他参加抵货之后，回到村里，靠做小生意为生的亲戚都躲着他，一位大叔对他说：“实话说了罢，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做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也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另一位在洛阳参加抵货的中学生回忆说，洛阳的商家对抵货就不热心，自己的一个做店伙的表兄，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学生们抓到了一个偷运日货的“奸商”，捆了起来。这个“奸商”不但不服软害怕，反而愤愤不平地跟学生大叫大嚷。安徽芜湖的商会，对抵货也不积极，以至于愤怒的学生把商会砸了。“首先拆了商会的电话，后来又把商会办公室内的家具打得一塌糊涂，有些东西简直被砸得稀烂”，连商会会长的头都被学生打破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禁了日货的输入，那么在中国的日资工厂的产品怎么办？抵货的时候工人可以罢工，但不能总是罢下去。很多农民织的土布，实际上用的棉纱，却是机纺的，其中就有不少来自日本人开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不待全球化，当时已经出现了。

就算抵货运动对国货的保护和民族工业的推进，效果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得承认，由民族主义高扬而发生的抵货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刺激，只能是暂时的。民族工业的壮大，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扶植和适度的保护。这一点，其实抵货运动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经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开日刊》上的一篇评论说道：

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家庭工业”“手工制造业”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外国来的“机器制造品”打灭了。我们日用的东西，几乎离了外国舶来品便不行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做了外国的“工业战利品”，已经失了自己的“独立权”。我们如果不把这独立权恢复转来，有甚么方法，可以达到我们“国民自决”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顶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国民自给”。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

不错，不错，大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在那里提倡国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大家所提倡的国货，是不中用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些物品，和舶来品竞争，已经打过好几次败仗的了。今天靠着大家的“爱国狂热”是可以畅销的，明天这群众的“爱国狂热”减少了，中国的市场，仍旧要被“舶来品”占领去的。所以我要大声疾呼的向着中国的工商业家说几句话：

（一）赶快除去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

（二）赶快集合你们的力量，办一个大大的“化学工业试验所”。

（三）赶快的把工商界和学术界用有力量有系统的组织打成一片。

（四）赶快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

这些在90多年前的话，在今天读来，依然很耐人寻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抵货差不多同时，印度的甘地，也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人的抵货运动。“五四”的抵货运动，没有像甘地那样，提倡回到土纺车纺纱织布、土法煮盐的中世纪状态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建设。应该说，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事。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在整个抵货运动期间，日本方面虽然多次提出抗议，在华的日本人，大体上还比较克制，只有在日本势力特别大的山东和福建，才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只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闹得比较大，最后演变成中日间的外交纠纷。虽然说，是抵货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尽量避免波及日本人，发生跟日本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对于中国的抵货运动，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也是运动最终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对抗，和平落幕的一个外部因素。

当然，抵货运动中对人权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说明即使这样一个具有学习西方背景的运动，一旦有了爱国的集体道德诉求，自由会被压缩到何等地步。五四运动尽管有大量的自由主义者参与，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运动过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扬，但自由却萎缩了，成为“五四”政治成果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科学和民主也在激进步伐中变了味道，中国政治进一步在民主的轨道上步入下降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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